鲁迅先生的名篇《起死》，乃是根据《庄子·至乐》篇中的一断寓言改编而成的。庄子去见楚王，路上口渴，在一个水溜边喝水时发现了一个髑髅，然后一边当鼓敲一边念念有词：“您是贪生怕死，倒行逆施，成了这样的呢?还是失掉地盘，吃着板刀，成了这样的呢?还是闹得一榻胡涂，对不起父母妻子，成了这样的呢……”总之话里话外甚是不恭，结果招来了鬼魂，双方好一顿啰嗦，直到庄子请来司命大神才把鬼魂赶走。司命大神嫌庄子多事，庄子这个时候反倒替髑髅说起话来，意思是它暴露于野实在可怜，能否“请大神复他的形，还他的肉，给他活转来，好回家乡去”……
庄子的所见与所请，看似是志怪文章常有的荒诞不经，细究起来却又是某种现实的投射。古代不仅战乱频仍，而且瘟疫、饥荒常常导致大量人口的丧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乃是社会的常态。而怎样处置这些白骨，则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一、埋骨不慎惹鬼上身
清末咸丰年间的上海，历经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战乱，百姓死亡惨重。当地本来就有“多停棺不葬，或盖以草，或砌以砖，置之内外城根及田野间”的习俗，现在累尸既多，时间一久，死者的子孙日益穷困，自顾不暇，更没有时间和能力给死者下葬，于是“每致棺木朽脱，尸骨暴露”。
咸丰乙卯年，学者汪道鼎回上海拜见做县丞的父亲，父亲很严肃地对他说，自己前几天散步郊原，见原上累累尸骸，无人掩埋，心中甚是不忍。于是与包山甫学博商量，捐出一部分官俸而葬之，具体的工作就交给汪道鼎和贡生李吟香办理。
汪道鼎退下来，跟李吟香商议时，李吟香面露难色，悄悄告诉汪道鼎：“检骨之难，稍一不慎，立致奇祸。”说着还给他讲了一段典故。
原来乾隆年间，有位姓周的知县来上海做官，跟汪道鼎的父亲一样，“观暴骨而惨之”，于是捐钱买了块坟地，找人检骨分埋。由于具体经办的主事之人不够称职，拿了钱就想早点把事糊弄完了，于是雇了一群毫无检骨经验的民工胡乱检拾，“男女不分，彼此不辨，颠倒混淆，零星抛散”，有的把此人的腿骨和彼人的肘骨装在一个坛子里，有的把“女足男头，合为一具”，更有甚者，对那些保存尚且完整的棺材动了歪心，用斧头强行劈开，搜光棺材中的陪葬之物后，将尸骨随便挖了个坑一埋了事……
工作刚刚结束，具体经办的主事之人就病倒了，“病中见男女无数，或折一臂，或跛足，或男子而双翘(脚)纤小，或女貌而躯干雄奇”，还有瞎了一只眼的、缺了嘴唇的、后背前胸都有洞的，聚在一起围拢着他的病榻诟骂不已。病人厌烦这些鬼物的骚扰，索性闭上眼睛不看它们，谁知鬼物们竟来拧他的耳朵，拔他的眉毛，令他不胜其苦，“百方祈祷，毫无应验”。更加糟糕的是，没过多久，周知县也生病了，“病中辄闻呼冤声，众口哓哓，不可细辨”，费了好大的力气，总算听清它们喊冤的内容，大约就是骨殖被错乱地搭配、掩埋，有的还横遭抛散，已经跟司命之神控诉，少不得要劳烦县令大人亲自到冥界说明情由……没过多久，周知县和主事之人都一命呜呼，“凡与斯役者，数年中无一存者”。
听完李吟香的话，汪道鼎吓得心惊肉跳，原来即便动机是好的，想做一件好事，但要是所托非人，用非得法，不以实心实力行之，反而会招致灭顶之灾，所以捐资埋骨的事情，还是缓办慎办为妙。
二、吊骨不慎梦见亡魂
搞不清李吟香是出于什么理由，向汪道鼎编造了这么一个埋骨不慎、冤魂报应的故事，也许是嫌此事油水少而耗力大，也许是害怕遭到当地人的反对，抑或真的有周知县埋骨死于非命的传说。但是对于汪道鼎而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正在撰写笔记《坐花志果》的他，本来就坚信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天理循环报应不爽，于是不仅发了一通“为善不慎，反受冥谴，似足辜人向善之诚”的牢骚，还把这段事写进了书里。
牢骚归牢骚，博学的汪道鼎心里也有数，人命天定，有人荣华富贵享乐一世，有人劳碌一生死无葬身，这原就是没法子的事。但要说到死亡，那可是人人平等不分贵贱的，就算某人比芸芸众生墓坑更大、寿衣更华，但作为尸骨，却是完全一样的存在，半点亵渎不得的。
明代学者江盈科在笔记《雪涛小说》中将此事讲得格外分明：“佛家谓之人生也，形神二者而已，生则神守其形，死则神散，不复知其有形……然余以冢墓一事推之，则死者之神，盖有久而不灭，还复恋其形骸，欲其全，不欲其毁者矣。”也就是说哪怕是人死去了，对自己的尸骸，还是有所眷恋的。江盈科以《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六》中的一则记载证明之。齐景公曾经梦见五位身材伟岸、身披甲胄的男子向自己跪拜，醒来问晏子这梦征兆着什么?晏子说先王(齐景公的父亲齐灵公)曾经冤杀了五位将军，将他们的首级砍下埋在梧丘，可能大王您梦见的就是他们吧!齐景公“使人掘之，果得五人首，具礼葬焉，其夜五人复见梦致谢”。
这种事不仅古代有，近代亦有记载。郭则沄在《洞灵小志》中记载：民国初年，北京进行疏通水道的大工程，“自象坊桥(今宣武门附近)至西直门，皆大明河沟”，疏通水道的工人由南往北清理水道，在这条河沟里发现了大批的白骨，虽然服装多已腐烂，但看身上饰物，“盖明末闯贼犯阙时，都人投河死者”。当时风传“西人方收骨炼兽炭，愿以钱易之，每斤钱三文”，听到这个消息，光绪年间的翰林学士、曾任京师审判长的马冀平不干了。他当时在象坊桥畔的观音寺开设了佛教灾振会，不同意让洋人买走这些骨骸，“谓枯骸可悯，商于市政公所，出资赎之，亦每斤三文”。这一下收骨甚多，都堆积在观音寺旁边，“中有两部完整者，又一部甚巨，全躯无损”。这部巨大的尸骸不好跟其他的碎骨放在一起，一时间又无处安置，于是用绳子吊在观音寺里面。
恰好观音寺的住持正在闭关清修，并不知道外面收集尸骸之事，更不知道那具巨大而完整的尸骸被吊在寺里，却晚上做梦梦见“一甲胄者言悬身甚苦，乞为解释”。一开始，住持没当回事，但“继而连夕皆梦”，还说：“已经连续吊了我三天了，苦不堪言啊!”住持这才从闭关之所出来，找人问怎么回事。马冀平听说之后，赶紧把那具巨大的尸骸解下来，装进一具棺材里，当夜住持就梦见那个“甲胄者”来致谢。马冀平“嗣以所收骨及是棺丛瘗于龙泉寺外隙地，署其碣曰古人冢”。
这件事情的真相，如果了解到民国初年的某种时代特征——随着西方文化的引进，尤其是科学思想渐渐被人们了解和接受，引起传统文化的强烈反击，这种反击也夹杂了不少糟粕在内，导致各种迷信特别猖獗，尤其是一些寺庙为了香火的需要，极爱给自己增加各种“神迹”以招徕香客——所以，那位主持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悬骨于寺的好机会了。不过也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对未尝入土的骸骨，总觉得如果它们不安，活人也会不安的。
三、弃骨不慎祸致子孙
虽然像周县令那样埋骨不慎可能会招灾惹祸，但总的来说，遇到没有掩埋的骨骸，像马冀平一样善意地处理，还是会避免麻烦上身。如果反其道行之，那可真的是自找不痛快了。
江盈科在《雪涛小说》里举过一正一反两个例子。宋代的时候有个女人死了，装进棺材寄放在一座佛寺里。恰好一位考官也住在佛寺里，偷偷对他的一位参加今科考试的朋友说：“你在考卷上，开头连用三个生僻的古字，我就知道是你了，一定让你中举。”没过多久，一位书生也来到这寺中借宿，静夜独坐时，见一女子翩然而至，说自己就是寄存在佛寺里的那具棺材中的女死者，由于家人无力把自己下葬，希望书生“助妾归骨”。善良的书生答应了，女人便把考官的“中试秘诀”告诉了他。书生考试时，于考卷开头连用三个生僻的古字，果然金榜题名，当然书生也如约将那女子的棺材运回故乡安葬。
反面的例子则是江盈科亲历。他的家乡桃源县有个名叫杨竹里的人，乃是当地的豪强，他看上了县城西郊一个风景很美的地方，要在那里盖一座别墅，可是此地原本是块坟地，杨竹里平时霸道惯了，竟“掘得死骨，皆投道路”。没过多久，有个疯疯癫癫的乞丐跑到城隍庙里，“诉杨氏弃骨事”，接着又跑到集市上大发狂言，说什么“尔弃我等骨，我诉于神，神将罚汝”!其后三四年的时间里，“竹里子孙死者四五辈，仅留一孤如线”，时人都说“丐者之言，盖鬼托也”!
对他人遗骨的不尊重的最可怖后果，要算清代常熟一个名叫孙君寿的人的遭遇。袁枚在《子不语》中记载，孙君寿“性狞恶，好慢神虐鬼”。他跟人游山，突然肚子胀痛，想要如厕，按理说荒郊野地，你找个地方方便不就完了，可这人心理变态，非要在一个荒坟边大解，还把坟里的骷髅挖了出来，蹲踞其上，“令吞其粪”，还戏弄问之：“咋样，你觉得好吃不?”谁知那骷髅突然张口说：“好吃!”孙君寿大骇，提上裤子就跑，骷髅像车轮子一样跟在他身后滚动，紧追不舍，直到孙君寿跑到一座桥上，骷髅毕竟爬坡能力有限，“不得上……仍滚归原处”。孙君寿回到家，面如死灰，一病不起。每天解大手时，都抓粪往嘴里吞食，一边吞还一边问：“咋样，你觉得好吃不?”三天后就死去了。
所以，庄子如果真的像《起死》当中所写的那样，凌辱一个髑髅，按照古代笔记中“一贯”的风格，后果将是非常可怕的。对死人遗骨——尤其是对那些葬身于乱坟岗中的遗骨的不敬，往往被视为富户对穷人、恶人对好人至死不肯放过的欺压和压迫，不可能不遭到报应。当然，也可能正是这种情愫，当清末洋务派致力于在全国铺设铁路、架设电线时，一旦需要移坟迁墓、掘尸弃骨，往往会遇到民众的大力反对，成为国家走向科学与文明的障碍，而最终历史的发展证明，大规模的迁葬并没有造成僵尸围城，笔记小说中固然包含了一些真实的因素，但终究还是有太多撰写者难以成真的愿望。
只是，当今天的我们将遗骨的报复一律看作荒诞不经的“鬼话”时，有没有因此而增长几分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勇气呢?倘若是，那么恐怕只能说，当文明成了野蛮的凭仗时，文明本身也就可悲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