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道是后期道教的主要派别之一，创立于金初，创始人为王嚞(号重阳子)。王嚞(1112-1170)先隐居终南山修道，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去山东传道，先后收马钰、谭处端、丘处机、王处一、刘处玄、郝大通、孙不二等七人(后世称为七真)为徒，并在宁海、登州、莱州等地建立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等会社，从而创立了全真道教团。

　　全真道何时传入燕京[1]，已无确切资料可考。但全真道著名人物至燕京活动，始于金世宗召见七真之一的王处一。大定二十七年(1187)，七真中最以神异著称的王处一奉诏赴京，世宗亲问以养生之道，并命居天长观[2]。次年二月，七真之一的丘处机也奉诏赴京[3]。王处一和丘处机先后被召至燕京，为全真道在燕京的传播打下了基础。此后，丘处机又应成吉思汗的召请，从山东远赴西域觐见，途中曾在燕京停留并传道，辞别成吉思汗东返后，就一直栖止于燕京。由于丘处机在当时的崇高威望，使全真道在燕京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丘处机，俗名丘哥，登州栖霞县(今山东栖霞市)滨都里人。生于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正月十九日。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丘处机十九岁，“悟世空华，即弃家学道，潜居昆嵛山”[4]。次年九月，闻王嚞寓居宁海全真庵，前往拜见。王嚞见而爱之，收为徒弟，赐名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并赠以诗。后跟随王嚞在宁海、登州、莱州等地传道。大定九年(1169)十月，与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等随王嚞返归其家乡陕西终南山。行至开封，王嚞染病，次年逝于旅舍。丘处机与马钰等暂葬师于当地，然后赴陕西终南山，寻访其师之旧友。大定十一年(1171)，与马钰等于终南山刘蒋村其师之旧居修治葬所。大定十二年(1172)，与马、谭、刘等至开封，扶王嚞灵柩归葬陕西终南山刘蒋村。结庐守墓三年后，四人分手，丘处机至姜太公曾隐居过的磻溪，潜修六年。“日乞一食，行则一簑，虽箪瓢不置也，人谓之簑衣先生。”[5]大定二十年(1180)又迁居陇州龙门山，潜修七年。“道既成，远方学者咸依之。”[6]大定二十六年(1186)冬，应京兆府(今西安)统军之请，居终南山王嚞旧隐之地，构建祖庭，玄风大振。

　　大定二十八年(1188)二月，金世宗召丘处机至燕京问道。丘处机对金世宗说，修身养生最重要的是寡欲，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保民。世宗嘉许，赐以道袍巾冠，并请其寓居天长观。二月十一日，丘处机奉世宗之命主持万春节醮事。四月初一，徙居城北官庵中，奉旨在庵中塑纯阳(吕洞宾)、重阳(王嚞)、丹阳(马钰)三师像，“彩绘供具，靡不精备”。[7]这是燕京地区第一个奉祀全真道祖师的道观。由于其系皇帝敕命奉祀，意义非同一般，必然会大大提高全真道的知名度，为全真道在燕京的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

　　同年五月，金世宗在京城长松岛再次召见丘处机，询问长寿延生之道。丘回答说：“惜精全神，修身之要;恭己无为，治天下之本。富贵骄淫，人情所常，当兢兢业业以自防耳。诚能久而行之，去仙道不远。诞诡幻怪，非所闻也。”[8]世宗赞赏其言。七月又召见于便殿，丘处机向其“剖析天人之理”，并进《瑶台第一层》曲，又写了应制文章五篇呈上。世宗深为嘉许，特赐上林桃以示尊重。八月，丘处机离开京城时，世宗赐钱十万，丘坚辞不受，在朝野留下了极好的印象。[9]

　　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丘处机离开陕西终南山全真道祖庭，东归家乡山东半岛。丘处机回到山东后，利用各种机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传教活动，使全真道的影响越来越大。

　　金宣宗即位后，在蒙古铁骑的威胁下，被迫迁都汴京(原北宋都城，今河南开封)。民间豪杰亦乘时而起事。贞祐二年(1214)，“山东乱，驸马都尉仆散公将兵讨之，时登(州)及宁海未服。公请师(即丘处机)抚谕，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10]招抚乱军的成功显示了丘处机作为宗教领袖在民间的巨大号召力。因此，金和南宋的统治者，乃至远在西域奈蛮国征战的成吉思汗，争相召请他，希望他能为其效命。

　　丘处机审时度势，认为“西北天命所与，他日必当一往，生灵庶可相援”[11]，故不应金、宋之请，独赴成吉思汗之召。蒙古成吉思汗十五年(1220)正月，丘处机率十八弟子起程北行。二月二十二日抵达燕京卢沟桥时，当地官吏、士庶、僧道在郊外迎接。“是日，由丽泽门入，道士具威仪长吟前行”[12]，场面十分壮观。燕京行省长官请丘处机下榻于玉虚观。“自尔求颂乞名者日盈门”[13]，即每天都有很多人前来请求丘处机赐与道名。当时蒙古人以征服者的身份统治燕京，常常强掠良民为奴。而“奉道弟子以师(丘处机)与之名，往往脱欲兵之祸”[14]。这就是说，在当时，只要拜丘处机为师，有丘处机赐与的道名，即可避免被掳掠为奴。这是因为丘处机是皇帝成吉思汗所召请的贵客，谁敢不尊崇?

　　丘处机到燕京后，方知成吉思汗已率军离奈蛮国西去，越行越远。这时丘处机已年逾古稀，北地的风霜严寒，加上万里征途中的大沙漠与山川河流等种种险阻，对如此高龄的老人来说，实在难以承受。因此，丘处机拟在燕京等待成吉思汗东返后会见，遂上表由刘仲禄派人驰奏。四月十四日，丘处机应当地人士之请在天长观作斋醮，超度死于战乱者。时逢当地大旱，启醮时天降大雨，待午后赴坛行礼时天又放晴，众人皆大欢喜，认为是丘处机的道高德厚感动苍天所致。次日，丘处机在宝玄堂传戒，又有白鹤飞至之瑞应。“士大夫咸谓师之至诚动天地。”[15]丘处机所主持的这些道教活动，更进一步增强了其在燕京士民心目中的威望，也吸引了更多的人信奉全真道。

　　当年(1220)五月，丘处机又到燕京附近的州县进行传道活动。十月，刘仲禄派出的上表使者带回成吉思汗的诏书，催促丘处机西行。丘遂不顾年迈体衰，毅然踏上万里征途。1222年，丘处机抵达成吉思汗设于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内)的行营。成吉思汗对丘处机的到来十分高兴，对他说：“他国征聘皆不应，今远逾万里而来，朕甚嘉焉。”[16]成吉思汗在战斗间隙中数次召见丘处机，双方对谈之内容，《元史·释老传》作了概括：“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

　　成吉思汗对丘处机十分尊崇，不呼其名，只称“神仙”。丘处机请辞东归时(1223年三月)，成吉思汗下诏免除丘处机门下道士的一切差役赋税。丘处机东归后，成吉思汗常遣使问候，并下旨令其掌管天下出家人，还特许其任选居住之地。[17]1224年，又传旨说：“自神仙去后，朕未尝一日忘神仙，神仙无忘朕!”[18]1227年五月，又赐给丘处机金虎牌，凡道门中事悉听其处置。[19]

　　对于丘处机何以能得到成吉思汗的如此宠遇，元人姚燧在《长春宫碑铭》中议论说，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经数十国，为地万有余里，蹀血于战场，避寇乎叛城，绝粮于莽阒之沙漠，自昆嵛四年而至雪山，马上举策试之，未及积雪之半，触寒慄，裹皲瘃，宁其身之不恤，以忧轸斯世。计是劳绩，有不在开国诸勋之下，故帝锡之虎符，副以玺书，不斥其名，惟曰神仙”。[20]

　　皇帝的宠遇，为丘处机大阐教门提供了机会。丘处机在东归途中，就对弟子们说：“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21]明白地展示了他大规模发展全真道的计划。

　　丘处机于1224年回到燕京，受到当地官民的热烈欢迎，“四远父老士女以香花导师入京，瞻礼者塞路”。[22]丘处机应当地官吏之请，住持天长观。继而行省又将原金廷北宫琼华岛施舍给丘处机作为道观。天长观和琼华岛因遭战乱，已残破不堪。丘处机率领门徒，以三年时间修葺一新。1227年五月，成吉思汗遣道人王志明传旨，“改北宫仙岛为万安宫，天长观为长春宫”。[23](因丘处机号长春子)。

　　丘处机在燕京“大辟玄门”，为弘扬全真道作了大量工作。其主要措施有：

　　(1)创立教团

　　丘处机寓居燕京后，“道侣云集，玄教日兴，乃建八会：曰平等，曰长春，曰灵宝，曰长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灾，曰万莲。会各有百人，以良日设斋供奉上真。”[24]“由是玄风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学徒云集。”[25]

　　(2)举办斋醮

　　丘处机住持天长观后，多次应邀举办斋醮。1225年九月，火星犯尾宿。官方认为燕地将有灾荒，恳请丘处机作醮禳之。丘处机“不惮其老，亲祷于玄坛”。[26]1226年正月，丘处机应弟子王志谨之请，作黄箓醮三昼夜，参与斋醮者达万家。他特作诗以记其事，诗中写道：“黄冠三日醮，素服万家临。”[27]同年五月，燕京大旱，农民不能下种，官方立坛祈雨，数十日无效。行省乃请丘处机作祈雨醮，当夜即应，百姓称之为“神仙雨”，名公硕儒皆以诗来贺。[28]1227年自春至夏，燕京又大旱，当地士庶请丘处机作醮祈雨，丘应之，至期果然下雨。

　　(3)广收门徒

　　丘处机东归燕京时，黄河南北地区的人们正经受战乱之苦。丘处机出于宗教家的救世情怀，利用自己的威望，“乃大辟玄门，遣人招求俘杀于战伐之际。或一戴黄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赖以生者，无虑二三巨万人”。[29]《元史·释老传》也载：“时国兵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

　　丘处机“大辟玄门”，既从蒙古铁骑下解救了许多百姓，同时也壮大了全真道的队伍。据商挺《大都清逸观碑》载，“长春既居燕，士庶之托迹，四方道侣之来归依者，不啻千数，(长春)宫中为之嗔咽。”[30]长春宫人满为患，丘之弟子们便在燕京及其周边地区大兴宫观，从而使这一地区成为全真道宫观和道士最集中的地方。

　　关于丘处机对全真道在燕京发展的功绩，其弟子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评论说，“北方从来奉道者鲜”，至丘处机居燕，创立全真道八会，“八会之众，皆稽首拜跪，作道家礼，时俗一变”。[31]又说，丘处机从西域返归燕京后，“诸方道侣云集，邪说日寝。京人翕然归慕，若户晓家谕，教门四辟，百倍往昔”。[32]由于丘处机的威望和弘道活动，全真道一举成为当时燕京地区最显赫的道教派别。秦志安《金莲正宗记》说：“师(丘处机)既住持长春宫，而教化大行，全真之道，翕然而兴。”[33]姬志真《长春真人成道碑》也说：“自是玄风大振，道日重明，营建者棋布星罗，参谒者云骈雾集，教门弘阐，古所未闻。”[34]

　　丘处机于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年)七月九日仙逝于燕京长春宫，享年80岁。临终前数日，丘谓门徒曰：“昔丹阳(马钰)尝授记于余云：‘吾没之后，教门当大兴，四方往往化为道乡，公正当其时也。道院皆敕赐名额，又当住持大宫观，仍有使者佩符乘传勾当教门事，此时乃公功成名遂归休之时也。’丹阳之言，一一皆验，若念符契，况教门中勾当人内外悉具，吾归无遗恨矣!”[35]马钰有无此言，不必深究，丘处机对自己开创的全真道鼎盛局面感到心满意足，却溢于言表。

　　丘处机仙逝后，其徒尹志平于长春宫东侧之白云观建处顺堂，安葬丘处机之遗蜕。“及至葬，大备其礼，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至有司卫之以甲兵。”[36]可见丘处机在燕京的影响之大。

　　丘处机仙逝次年(1228)，蒙古朝廷追封他为“长春弘道通密真人”[37]。元世祖至元六年(1296)，又封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38] 。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又加封为“长春全德神化明应真君”[39]。

　　丘处机为全真道的发展所开创的鼎盛局面，在他仙逝后，仍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但到了元宪宗和元世祖时期，由于道教在与佛教的大辩论中败北，道教经书被大量焚毁，斋醮被禁止举行，全真道的发展进入了低谷。直到元成宗即位，对道教的禁令取消，全真道方始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

　　元代后期，道教诸派逐渐融合，最后形成了两大派别，即正一道和全真道。这两大道派都容纳着许多支派。其中，全真道的支派中，最有影响的是尊奉丘处机为祖师的龙门派。该派之名源于丘处机曾隐居陕西陇州之龙门山。时至今日，龙门派仍为全真道中门徒最多的支派。渊源于长春宫的北京白云观，一直被尊为龙门派的祖庭。今天，北京白云观更是号称全真道第一丛林(丛林即容纳十方道士的大道观)。白云观这一地位的形成，与丘处机曾在此阐道和对道教的巨大贡献是分不开的。

　　注释：

　　[1] 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后改称中都，蒙古军队于1215年攻占后，复称燕京。本文所述时间为金至蒙古成吉思汗时期，故以燕京统称之。

　　[2] 姚燧《王宗师道行碑铭》，见《道藏》第19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37页。

　　[3][7] 丘处机《磻溪集》，见《道藏》第25册，第823页。

　　[4][6][9][11][24] 李道谦《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634—636页。

　　[5][10] 陈时可《长春真人本行碑》，见《道藏》第19册，第734页。

　　[8][38][39] 刘天素、谢西蟾《金莲正宗仙源像传》，见《道藏》第3册，第366—376页。

　　[12][13][14][15][16][18][19][22][23][26][27][28][31][32][35]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见《道藏》第34册，第481-498页。

　　[17] 石志坚《重阳宫圣旨碑》，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第445—446页。

　　[20][29] 姚燧《长春宫碑铭》，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第720页。

　　[21][30] 商挺《大都清逸观碑》，见《道藏》第19册，第809页。

　　[25][34][37] 姬志真《云山集》，见《道藏》第25册，第414—416页。

　　[33] 秦志安《金莲正宗记》，见《道藏》第19册，第360页。

　　[36] 陈时可《燕京白云观处顺堂会葬记》，见《道藏》第19册，第796页。

　　(丁鼎主编《昆嵛山与全真道——全真道与齐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