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老子之后，战国中期的庄子进一步发展了道家学说。庄子名庄周，宋国蒙地(今河南商丘)人，曾作过地方小吏，生活穷困潦倒，而志趣高尚，傲视王侯。相传楚威王派使者持厚币迎接庄子，许诺庄子为卿相。庄子笑对楚国使者说：千金重利，卿相尊位，想引诱我成为祭祀的牺牲，喂养数年，穿上绣衣，送入太庙去挨宰吗?“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庄子就是这么一个视功名如粪土，宁可穷苦自乐也不为统治地者所用的人。《史记•老子列传》称庄子子著书10余万言，其文剽剥儒墨，汪洋自恣。现存《庄子》一书，是代表庄子及其后学思想的集体著作。

　　庄子学说的出发点，仍然是老子以道为万物之本的宇宙论。《大宗师》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古而不为老。”这段话基本上是对老子论道的继承和发挥。

　　庄子学说的另一个特色是把老子关于对立面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法思想引申发挥，从而得出万物齐同，物我为一的相对主义结论。他认为事物彼此之间的差别，人们头于是非善恶的争论，皆因人们观察事物的立场和评判标准不同而致，并非客观事物本身性质有什么不同。如果站在“道”的高度来观察，则万物相通为一，是非难分，彼此无别：大小多少，远近高低，美丑贵贱，生死成毁，这些都无所谓不同。此即《齐物论》所说的“道通为一”。即万物都要相通为一，所以人们就不必劳心费力地分辩彼此，争论是非。庄子希望人的认识能够达到混同物我，泯灭是非，彻底忘掉一切矛盾和差别的境界，这即是“坐忘”。就是说要超越认识主体的限制，使自我与大道相通，从而彻底忘掉物我彼此之间的差别。

　　庄子不仅是一个相对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个宿命论者。他说：“死生，命也。”人生有寿夭贫富，穷达得失，都是自然的命运，人对此是不能有所作为的。唯有抱着达观的态度看待生死命运，顺从自然，泰然处之，生不喜，死不悲，得之不拒，失之不争，一切听任命运的安排，“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样才能成为精神超越自由的人。相传庄子死了妻子，鼓盆而歌，前去吊孝的人感到奇怪。庄子说：“人本来没有形体生命，后来因气的变化而有了形体生命，又因气的变化而死去，这就像春夏秋冬四时运转一样自然而然。死去的人安然寝息于大自然中，活人却为之嗷嗷痛哭，这是不通乎命运。”庄子看透了生死利害、名誉是非之争对人类本性的戕贼束缚，向往能够达到忘却是非，挣脱名利枷索，不受任何世俗牵累，精神自由快乐的人生境界。这样的人被称做“至人”。他说：“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但是庄子所向往的自由境界，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他们所处的是一个战乱争夺的时代。被财富、权势和贪欲所支配的诸王公们，正在为争夺天下而拼死决斗，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掠夺和压迫正日益加重。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得保障，死尸堆积如山，披枷戴锁的人成行成串。而那些世俗学者却在喋喋不休地争论是非，鼓吹圣人以仁义治天下。庄子对此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他痛斥统治者是窃国大盗，讽刺那些为统治者奔走乞赏的人是“舔痔者”。他与老子一样，在政治上也主张顺乎自然，无为而治，反对儒家标榜的“仁义”不过是统治者掩盖其窃国行为的遮羞布。所以他说：“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不死，大盗窃不止”。庄子向往的理想社会，是人民与禽兽杂居，不知有君子小人之别的“至德之世”，是比老子所说“小国寡民”更为浑沌愚昧的原始社会。

　　老子与庄子的学说，都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动乱变革时代悲凉痛苦的心情。在那样的时代，他们以过人的才华，清醒地看到了文明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人为物役”。人类为自己创造的技术、财富和权势、贪欲所役使，物欲横流，以至丧失了内心平静和纯朴自然的本性，陷入无休止的战乱争夺;被自以为是的偏见所束缚，以至无法相互理解沟通，陷入无聊的争辩。生命不得保障，精神不得自由快乐，这样的社会和人生是多么可悲可痛。“夫衰莫大于心死”。庄子的内心比老子有着更深的悲衰，他对文明异化的批判也更为愤激，对精神自由和人生高尚境界的追求更加迫切。

　　与同时代的其它思想家相比，老子和庄子对世界、对人生都有深刻的见解。他们所提出的顺乎自然、与世无争、无为而治的修身治国思想，虽然难免消极保守的局限性，甚至被某些人歪曲为玩弄权术，教人混世的滑头哲学。但其中所包含的深刻智慧，也吸引了后世许多善良的人们。老庄哲学，对那些在逆境中挣扎呻吟的弱者，是一副可供止痛的药方。对那些热衷名利的贪欲之徒，也不失为一剂促其清醒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