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几点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一)充分认识《经卷》所载史实在道、佛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意义。

　　佛教经典浩如烟海，皓首穷经尚不及十一，《经卷》的记载未能引起学界注意，似在情理之中，但又在情理之外。以佛教典籍而指名道姓地言及释迦牟尼及其弟子所见的就是来自东方中土的关尹子，且沉下心来用了大约三周时间听他系统讲解了“道”“德”理念、“清静”之法和老子的八十一章《道德经》，这无论如何都是中外文化交流史和道、佛两家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雄辩地证明，文化的发展如同空气的流动一样，不分疆域与国界，种族肤色和语言，一直是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交流会通，共同发展的。

　　由此也引出了所谓佛教的中国化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是唐代六祖惠能的功劳，他为了便于信众掌握佛法内容，删繁就简，援道入佛，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凭借禅宗法统的象征意义和禅师实修实证的特点，赢得了人心，拉近了众生与佛的距离。惠能的这些主张，丰富了佛教意旨，方便了中国信众接受。而《经卷》所载，则把道家、佛家交流的时间足足提前了一千余年，在前六世纪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尚未有道教和佛教，有的只是中、印两种思想流派对全人类终极命运、茫无际涯的大化流行终极命运的深度探索，这种探索的成果经由这次重要晤面所形成的思想的结晶直接被后来的佛教所吸收，演化成了佛法义理而播洒至四面八方，滋润着诸多佛教信众的心田。从这个视角看，老子思想、关尹子思想对佛家、佛教的影响是在源头上的影响，决不是六祖惠能改造佛教使之更适合在中国传播时才有的。当然，这与充分肯定六祖惠能在创立中国式佛教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相矛盾，二者不属同一个论题。

　　道、佛两家在核心理念上是相通的，这种相通恰恰证明老子思想的涵天覆地，博大精深。老子围绕“道”“德”理念所架构的天道自然、人道守中、治道无为的思辨框架，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和文化财富，从孔子向老子问礼的“犹龙”之叹，到释迦牟尼听关尹子讲道论清后的“如来至真无所挂碍亦无阴盖，一切敏达靡不通畅”之叹，儒、释、道三家浑成一体，其学说教义，皆是对老子思想精华的悉心吸取和创造性转化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关尹子代表老子会见释迦牟尼及其弟子，系统讲道论清和接受这一重大思想影响后佛法义理所发生的质的提升与飞跃，可以作为范例学习与借鉴，以推进当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创新性转化和中外文化、文明的交流互鉴，共建一个和谐、和睦、和合、和美的人类精神家园和新世界。

　　(二)依《经卷》所载史实，老子(关尹子)“西行化胡说”能够成立

　　西行是老子行迹中的一个基本方向，无论辞官归居然后再归隐，抑或辞官离开周王城之后直接走上归隐的路，老子前行的基本方向是向西。先有老子(关尹子)“西去流沙”之说，见于南朝裴骃《史记集解》的记载，其中说：“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真人当过，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胜实，莫知所终”(17)。裴骃引的是神仙家言，但其中亦有历史的影子。再有老子(关尹子)“西行化胡”之说。东晋道士王浮在裴骃“西去流沙”说的基础上，作《老子化胡经》，说老子到了西域，教化了佛祖释迦牟尼。其实，老子(关尹子)“西行化胡”的说法，至少在东汉后期就已经出现，《后汉书·襄楷列传》记载，襄楷在给桓帝的奏章中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作为当朝大臣向桓帝上奏章，若无一点儿真凭实据，是不会信口开河的。

　　而通过对《经卷》的解读与研究，虽然其中记载的是关尹子西行至缅甸的曼德勒与释迦牟尼及其弟子晤面，但显然是受老子委托或时人了解到他是深得老子之道的人，能够传达老子思想之真谛才殷殷相邀，请他讲学的。而且，老子与释迦牟尼在年龄上有交集。老子生于前571年(或前600年左右)，卒于前471年或再早一些。而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代，依南传佛教的观点是前624—前545年，或前623—前544年;北传佛教则一般采用《众圣点记》的说法，认为其生年当为前565年，涅槃之年应为前486年，存世80岁。从《经卷》记载所透露的老子、关尹子行迹分析，北传佛教关于释迦牟尼的生卒年较为合理。释迦牟尼带领众弟子晤面关尹子发生在前480年左右，其时老子已91岁，的确不能亲往。即使按南传佛教界定的佛祖生卒年，依老子生于前600年左右的观点，两人年龄的交集也是显而易见的。联系到《经卷》中述及释迦牟尼诸弟子遥拜普贤如来亦即老子，可以认定老子当时仍存世，确因年事已高而派关尹子代表他进行这次颇具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见，并系统地讲解《道德经》，弘扬其“道”“德”理念。不然，就无法解释《经卷》中的遥拜普贤如来(老子)的记载。

　　无数事实反复证明，大凡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事情，有的没有史书记载，却以民间传说或神话故事的形式流传下来，使后来的人们隐隐约约地看到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影子，为历史研究、思想史研究提供一些线索，老子(关尹子)“西去流沙”、“西行化胡说”也不例外。不然，就无法解释在陕西宝鸡、四川成都、甘肃天水、临洮等地民间千百年来何以流传着那么多的关于老子、关尹子的故事传说。目前，老子(关尹子)“西行化胡说”虽然没有出土文物资料予以证实，只有神仙家言和民间传说，但凭着《经卷》的详细记载，就足以证明自东汉流传迄今的老子(关尹子)“西行化胡说”实有其事，能够成立。笔者期待更多的考古发掘资料和史料的问世，并据此开展深入研究和探讨，以使老子(关尹子)“西行化胡说”在立起来之后有更多的学理支撑。

　　(三)对老子生平的晚年阶段应当认真深入地开展研究

　　弄清楚老子这位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人的生平行迹，不仅仅停留在两千多年前太史公司马迁“莫知其所终”的认识层面上，是历代学人孜孜以求的。限于考古第一手资料的缺失，才形成前文述及的关于老子生平行迹的三种观点。孰是孰非?应当说在一定时期内各有千秋。但是，随着《经卷》记载的发现，对老子生平的晚年阶段重新审视和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

　　笔者认为，老子晚年到过大散关并在那里讲学论道应当肯定。唐代的司马贞在为《史记》作索隐时说：“李尤《函谷关铭》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为散关令，是也。”(18)唐代张守节“正义”说：“《抱朴子》云：‘老子西游，遇关令尹喜于散关，为尹喜著《道德经》一卷。’”(19)若无此事，司马贞 、张守节这两位治学严谨的人是不会如此轻率地记载下来的。同时，考虑到前文曾述及的古代的南丝绸之路是从四川开端的，古鱼凫国与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有明显的联系，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点之一，而新鱼国则在陕西宝鸡。古鱼凫国执政集团为了去除巫师集团之害而欲到中原寻找能与之论辩抗衡的智者和思想家，他们派使者来到新鱼国，恰好老子在大散关论道弘道，便邀请老子和尹喜入川同往古鱼凫国任国师的阐释，老子由关尹子陪侍自大散关入川是可信的。这样，关尹子代表老子经南丝绸之路抵达缅甸的曼德勒与释迦牟尼及其弟子晤面也就顺理成章了。再联系到陕西周至西楼观的大陵山下有一地下通道直达四川成都青羊宫的民间传说，老子自陕西到了四川应该是实有其事的。至于到了鱼凫国之后做了国师，是长期居住在那里，把那里作为归宿地了，还是又与关尹子一道回到了陕西周至楼观台，在那里找到了归宿，抑或是又沿川—甘—青—藏—疆的古民族迁徒之道走得更远了，还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讨。

　　(四)应当重视对关尹子其人其说的研究

　　《经卷》向人们呈现了一个修道悟德，深邃睿智，谈锋甚健，颇有辩逸之才的关尹子形象。佛教经典以“阿差末”名之，本来就含有“法性无尽”的寓意，与老子的“道”无处不在的含义相同。以“阿差末”为关尹子命名，饱含着释迦牟尼及其弟子对关尹子的钦敬之意，对其老师老子(普贤如来)的尊崇之情。作为老子忠实的学生，关尹子深悟老子思想真髓，可以说是圆满完成了老师托付给他的文化交流使命，就此一项，关尹子的贡献就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相比之下，学界原来对关尹子是轻视了，或许是老子其人的伟大、老子思想的光辉遮掩了他。应当重新研究关尹子，研究他的著作和思想，肯定他在中外文化交流、道佛两家交流进程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目前，由中国倡导所施行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正在顺利实施。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具化，也是对古丝绸之路的南、北两路经贸交流、文化交流大融合精神的传承与弘扬。而关尹子能够实现在缅甸曼德勒晤面释迦牟尼及其弟子、系统讲授81章《道德经》、与佛家深入的说道论清并获得肯定与赞许，就是经由南丝绸之路这样一条经贸通道传递信息并最终成行的。当代的“一带一路”是古代的丝绸之路的延续，既是经济发展之路，又是文化交流互鉴之路。今人理当深入借鉴老子、关尹子、释迦牟尼等大圣哲跨越国界，深度开展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并最终会通提升的历史经验，把新时代“一带一路”的文化会通互鉴推向新阶段，提升至新层面，以让道、佛文化造福全人类!

　　注释：

　　(1)《列子集释》卷四，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7-118页。

　　(2)《列子集释》卷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1页。

　　(3)《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册，第477页。

　　(4)以上参见张松辉《老子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4页。

　　(5)见佛教经典大乘大集部·第0070部。

　　(6)以上参见网络“不不铺”文章：《关尹子——被历史低估的人物及他背后隐藏的大事件》。

　　(7)《道德经》第41章。

　　(8)《道德经》第25章。

　　(9)《道德经》第12章。

　　(10)《道德经》第47章。

　　(11)《道德经》第19章。

　　(12)《道德经》第44章。

　　(13)《道德经》第40章，竹简《老子》作：“天下万物生于有，生于无”。

　　(14)《道德经》第40章。

　　(15)《道德经》第16章。

　　(16)同(15)。

　　(17)《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注，中华书局简体字本，第1703页。

　　(18)《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注，中华书局简体字本，第1702页。

　　(19)同(18)。

　　(陈大明提供，作者系郑州大学老子学院(研究院)特聘教授，周口师范学院老子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老子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