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文化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曾经造就了无数的崇拜对象，三国时期的关羽就位列其中，而且一直延续至今。然而，关公崇拜在历史上明显经历了一个过程。

　　从晋代才开始出现关于关羽的神话传说，但并不那么突出、强烈，更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今天所熟知的关羽本人“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等英雄形象，在当时没有完全树立起来，“桃园三结义”等故事情节也未有丰满。然而，历史发展到两宋，关公崇拜文化才真正兴盛，无论当时社会普通民众，还是封建统治者，都把关公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显然，这与两宋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两宋政治上的内强外弱是关公崇拜文化兴起的根本原因。虽然在北宋建立时赵匡胤就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全面加强政治、经济、军事等中央权力，强化对地方控制，改变唐末以来地方军阀混战的藩镇割据局面，但在实现中央权力集中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如“崇文抑武”之风盛行。尚武之风日衰的结果是，宋代虽有武举，但却以试策高低定去留，“武举发，先阅射骑，而试之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使得对武士的选拔重文轻武，弱化了军事指挥者。另一个后果就是致使军备长期被忽视，“惟务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再者，军队腐败滋生，军中之人多参与经商。以范仲淹为例，“在庆州，日亦借随军库钱回易”，将回易到的利息“充随军公用支使”;九江巡尉司“常获贩私茶人，乃是本军出戍官兵”。在这样的情形下，北宋不得不面对军事作战频频失利，自身政权持续弱化，西夏、辽、金及蒙古等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强势崛起，不断蚕食中原的现实。

　　两宋国家领土长期分裂的现状又推动了关公崇拜文化的兴盛。军事上的失利带来了国家分裂、社会动荡和百姓流离失所。如宣和末，燕云战事起，北方边界诸镇的兵祸连结，当地百姓纷纷“弃产而居京师”。在饱受连年征战、国家分裂的痛苦下，人民对收复失地和安定生活产生了强烈愿望，“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虽然寇准进行坚决抵抗，岳飞、韩世忠等人一度收复大片领土，但这些努力在腐败无能的政府面前都是杯水车薪，难以改变失败的命运，终以“澶渊之盟”苟安一方。面对这种局面，民众不由得产生了“我所需要的东西，就是我所依赖的东西”的心理，增强了对英雄的渴望，帮助他们收复失去的家园，恢复安定的生活，保佑他们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免遭涂炭。关公具有的忠义思想、高超武功，甚至其一生转战四方，只是晚年才稍稍安定，镇守荆州，其死后又被弄得身首异处的悲壮人生，自然满足了他们这种心理需求。

　　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出现为关公崇拜文化的兴起创造了思想条件，尤其是北宋道教广泛传播与发展。北宋时期，道教的发展还要归于统治者的重视，其中的原因是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周世宗后室，从法统上说，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其本人对此也是耿耿于怀。在“君权神授”的年代，宋太祖试图从上天意志上进行修正，便利用道士张守真等人宣扬兵变是上天的意志，以求权力获取的合法性。这样，道教便成为了北宋统治者的宠儿。宋真宗为了保全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将道教的崇奉又推向了高潮。为了寻求“澶渊之盟”失败的借口，掩盖自己的无能，他利用道教假借上天意志制造假象。如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命道士在朝元殿建道场，制造神人降“天书”《大中祥符》等。这样，各地道教宫观就持续修建，使道教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尊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显然，这种背景为关公崇拜文化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到北宋中期，关羽的地位明显有所提高。

　　北宋社会大量无产者游民的出现，又是关公崇拜文化兴盛的一大原因。由于两宋时期实行了“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很多自耕农由于土地被豪强地主吞并，便成为脱离主体社会的游民;人口的急剧膨胀导致人地矛盾紧张，下层农民占有土地数量日渐减少，天灾人祸的发生，使生计艰难的农民沦落为游民。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游民成为两宋社会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基本的生活状态是不仅不受社会宗法制度的束缚，游离于社会法制之外，还形成自己特有的社会生活方式，受雇于人，乞讨，甚至打家劫舍、偷盗等，生活异常艰难。这样的生活境遇，使他们深刻体会到，“只有在变成游民，闯荡江湖时，才会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所以，寻找其他个体帮助，组建各种组织和帮会，成为赖以生存的基础，并由此产生了浓厚的英雄崇拜意识，“这些英雄形象高大勇武，无所畏惧，重朋友，讲义气而且与游民有大体相同的地位和生活经历”。历史上的关羽则暗合了这种游民文化意识。首先，他曾“亡命奔涿郡”，奔走于江湖;其次，关羽武艺超群，敢于冒险，生性尚武;再次，关羽与结拜兄弟，肝胆相照，忠心耿耿，并肩战斗等，一身江湖义气。显然，关公就成为众多“江湖”游民崇拜的对象。

　　两宋市民文化的发展又是关公崇拜文化兴盛的另一原因。两宋时期商品经济繁荣，使得城镇数量不断增多，而且规模不断扩大，“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在城市商业繁荣的前提下，两宋出现了大量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市民阶层，“北宋时的汴京，宋真宗天禧五年开封府新旧城八厢总计九万七千七百五十户”。这些市民在商业往来、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还追求精神世界的愉悦。为了满足这些新兴阶层的精神需求，很多繁华市镇开始出现专供市民阶层消遣的文化，其中三国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成为文艺表演的重要部分，当然，这也包含了关羽本人。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的广泛创作和传播，对关羽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关羽开始受到普通民众的追捧，“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泣下，嘱弄者且缓之”。另一方面，社会对关羽的尊崇也影响到了上层社会。在北宋时期，关羽先后被封为“忠惠公”、“照烈武安王”和“义勇武安王”。

　　文化崇拜现象的发生都会遵循一定的因果规律，绝没有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揆度历史，由表及里，文化崇拜的发展过程，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多种因素下共同作用的产物，有的存在长远，有的短暂，有的易被察觉，有的易被忽略。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由于文化具有持久深远和潜移默化的特殊功能，文化崇拜都或多或少地对某一阶段的人类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先进的文化崇拜会促进社会发展，相反，落后的则会阻碍社会的进步。显然，注重文化崇拜现象的总结与思考，探究文化崇拜现象的根源，对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