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鹖冠子》都被当作是一部伪书，直到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鹖冠子》才被证实为确有其著。1作为一部以黄老思想为主的子书，在其被确认非伪的前提下，《鹖冠子》近年来受到了学界的热切关注，一系列整理、研究成果相继问世。《鹖冠子》有着鲜明的道家思想，其深刻的哲学内涵与独特的语言风格都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贾谊的《鵩鸟赋》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源自《鹖冠子》，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称“鹖冠绵绵，亟发深言”。中唐文豪韩愈和柳宗元对《鹖冠子》有不同见解，韩愈竭力推崇，而柳宗元斥其为伪。“鹖冠子”的隐士形象由杜甫较早使用，“鹖冠”此后逐渐成为一个特定意象，被后世诗人广泛使用。

　　韩愈、柳宗元与《冠子》

　　中唐时期，文人士大夫掀起了一股重读子书的热潮，他们希望能在诸子百家的思想中找到改革时弊的方法。韩愈是中唐儒学的代表人物，他“力排佛老”，坚守孔孟道统，是“暗中以孟子自任的儒家思想信奉者”。2在《答张籍》一文中，韩愈说：“仆自得圣人之道而诵之，排二家有年矣。”实际上，韩愈言之凿凿地排斥道家思想，却又对其兼收并蓄。

　　韩愈文集载其所读书凡四种，分别是《荀子》《鹖冠子》《仪礼》《墨子》等，涵盖了儒、道、墨三家学说，可见其读书的侧重点。同大多数中唐士人一样，韩愈善用儒学的范畴统摄百家之说。在《读墨子》中，韩愈就大举“儒墨相悦”的旗帜，认为“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这种混一百家的主张在其《读鹖冠子》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自《汉书·艺文志》著录以来，《鹖冠子》一直被认为是纯粹的道家著作，作者鹖冠子姓名不详，“楚人，居深山，不显姓氏，以鹖鸟羽为冠，因自为号焉”，是典型的“道家者流”。然而，在韩愈读来，《鹖冠子》“杂黄老刑名”，里面所包含的就不再是单纯的道家学说了。因此，韩愈读到《问学》篇：“贱生于无所用，中流失船，一壶千金。”反复吟咏，以至于心有戚戚焉，悲从中来。顾名思义，《学问》篇乃问学之道，然而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世主)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国灭，绝祀灭宗。细人犹然，不能保寿”。显然，这与韩愈在《师说》里感叹“师道之不存也久矣”有共通之处。韩愈认为，《鹖冠子·博选》“四稽五至之说当矣，使其人遇其时，援其道而施于国家，功德其少载”。这是对《鹖冠子》中包含的治国思想的较高评价，是将其统摄于儒家“经世治国”观念框架之下进行解读的。韩愈对《鹖冠子》的喜爱，还表现在他对于该书的校勘上。因为当时韩愈所读《鹖冠子》脱落严重，是“十有六篇”的残本。韩愈为其“正三十有五字，乙(按：勾转倒文)者三，灭(按：删去衍文)者二十有二，注者十有二字”，可见其用功之勤。

　　柳宗元尊崇佛教，“统合儒释”，3在哲学主张上与韩愈大异其趣，尤其是在“天人关系”上，韩柳二人的观点可谓针锋相对，这在《天说》一文中有充分的体现。柳宗元是个客观严谨的思想家，其文集中议辩类文有十篇，包含《列子》《文子》《论语》《鬼谷子》《亢仓子》《鹖冠子》等七篇诸子文，这些文章都能说出前人所未曾发现的问题，堪称新解。柳宗元对《鹖冠子》的关注，源自贾谊的《鵩鸟赋》，因“嘉其词，而学者以为尽出《鹖冠子》”。因此，他曾“往来京师，求《鹖冠子》”，但是没有找到。及至贬官南方的时候，柳宗元才在长沙访得此书，一经品读，就把它定为伪书，原因有二：首先，其书“尽鄙浅言”，只有与贾谊赋相同的句子堪称美词，所以恐怕是“好事者伪为其书，反用《鵩赋》以文饰之”;其次，司马迁《伯夷叔齐列传》引了贾谊的“贪夫徇财、烈士殉名”一句，没有提《鹖冠子》，司马迁“博极群书”，其不言《鹖冠子》，足以证明，要么他没有读过《鹖冠子》，要么其所见《鹖冠子》里没有这句话。据此种种，柳宗元断定，中唐时期所看到的《鹖冠子》是伪书。柳宗元是对《鹖冠子》真伪提出质疑的第一人，其结论直接影响到了后世藏书家如陈振孙、王应麟等人，他们都把此书定为伪书。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鹖冠子》的进一步接受与传播。

　　关于柳宗元与韩愈孰是孰非，历来聚讼不休，朱熹在《朱子语类》里说：“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然不如柳子厚较精密。”肯定的是柳宗元辨析的精密。值得注意的是，柳宗元对《鹖冠子》的搜求和辩解，都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的，而韩愈则主要是从思想的角度来解读。可以说，韩愈的解读与他作为中唐时期儒学传人的身份非常吻合，相比之下，柳宗元于长沙访得《鹖冠子》，反映出贬官永州的柳宗元对贾谊的体认。

　　贾谊与《冠子》

　　《鵩鸟赋》创作于贾谊谪居长沙期间，鵩鸟即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鵩’。贾生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不论是否遭受到了人生危机，贾谊的文字都表露出浓郁的道家思想痕迹。

　　作为贾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鵩鸟赋》常常被研究者拿来作为研究贾谊道家思想的材料，但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只是关注庄子思想对《鵩鸟赋》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此文“几乎全是庄子思想”。4葛洪的《西京杂记》卷五曾说：“谊作《鵩鸟赋》，齐生死，等荣辱，以遣忧累焉”，指出《鵩鸟赋》受《庄子》“齐物论”思想的影响。其实，对贾谊《鵩鸟赋》影响更多更直接的，当属《鹖冠子》。

　　如前所述，《鹖冠子》“杂黄老刑名之说”，是一本大杂烩式的著作，其篇目也有拼凑的痕迹。清代藏书家、校勘大师卢文弨在其《书〈鹖冠子〉后》中说：“其书本杂采诸家之文而成。如‘五至’之言，则郭隗之告燕昭者也。伍长里有司之制，则管仲之告齐桓者也。《世兵》篇又袭鲁仲连《遗燕将书》中语，谓其取贾谊《鵩赋》之文又奚疑!”5这是在为柳宗元张目。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说：“贾谊《鵩赋》，始用《鹖冠》之说。”明确指出《鵩鸟赋》征引的来源。贾谊《鵩鸟赋》所引《鹖冠子》内容主要涉及《世兵》篇。据统计，二文有十几处语句相同或相近。6其中“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一段，文字基本一样。当然，这类“齐物”思想的共同源流都是《庄子》。

　　此外，贾谊的治国思想也深受《鹖冠子》影响。比如，贾谊主张明主要“情虚而静，令名自命，令物自定，如鉴之应，如衡之称”(《道术》)。在贾谊看来，明主的“清静无为”不是什么也不做，是要选择贤能的臣子，“令名自命”，这样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鹖冠子》首篇“博选”提出：“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为本也;人者，以贤圣为本也;贤圣者，以博选为本也。”凸显了作者对选贤任能的重视。《道端》篇说：“是以先王置士也，举贤用能，无阿于世。仁人居左，忠臣居前，义臣居后。”可以说，贾谊治国思想中体现出以“有为”达至“无为”的特征，与《鹖冠子》中体现出来战国末期的道家思想有密切联系。正是从贾谊开始，《鹖冠子》逐渐被文人接受，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冠子》对古代文学的影响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深远。一般来说，道家学说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文艺思潮的推动，东晋玄言诗的诞生就和道家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次，是对文学创作风格的影响。以汉赋为例，“在表现不遇之情的赋作中，则是老庄的人生态度与神仙思想影响了作品内容与风格的”7;最后，就是对文学作品题材的影响，这点在志怪小说里体现得尤为明显。《鹖冠子》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主要是在作品内容、风格及意象塑造等方面。

　　《文心雕龙·诸子》说：“鹖冠绵绵，亟发深言。”在刘勰看来，《鹖冠子》在语言上的特点是绵远不绝，而在内容上的特色则是内蕴深刻，富于哲理。贾谊之后，《鹖冠子》被后世文学广泛征引，李善注《文选》，引用了相当多的《鹖冠子》文本，如其在为陆机名篇《吊魏武帝文》“苟形声之翳没，虽音景其必藏”一句作注时，就引用了《鹖冠子》“景〔影〕则随形，响则应声也”。(《泰录》)可见，陆机此文也受《鹖冠子》的影响。中唐文人独孤及在《常州奏甘露降松树表》一文中提到：“按《鹖冠子》云：‘圣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万灵，则甘露下。’”用《鹖冠子》来佐证祥瑞事件。苏轼在《东新桥》诗里说：“出没如凫鹥，似卖失船壶”，引用了“中流失船，一壶千金”的典故。这些都是对《鹖冠子》的直接引用。

　　如上所述，韩愈对《鹖冠子》是称颂的，对于道教养生术也是身体力行，因此其文学作品受道家思想影响颇多。韩愈名篇《进学解》虽然提出要“觝排异端，攘斥佛老”，但其中有很多观点都和《鹖冠子》里的思想有相同之处，8尤其是结语中的“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与《鹖冠子·泰鸿》“毋易天生，毋散天朴”一样，主张要尊重事物的自然本性。韩愈之后，历代文人中也有人踵武前贤，创作了《鹖冠子》的读后感，如清代诗人汤贻汾的《读鹖冠子》：“君不见，巢许甘隐沦，鹖冠子隐而已;中河失船壶千金，韩公读之徒伤心”(《琴隐园诗集》)，这是对韩愈的呼应。也有从文风角度来解读《鹖冠子》的，如明代文人罗明祖的《罗纹山全集》里载有《读鹖冠子》，称其“词格巉峭，而旨意玄微，如对深山，道流穆然，不与人接一语”，从刘勰的“鹖冠绵绵”生发开来，指出其风格上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征。

　　《鹖冠子》对文学的影响，还表现在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鹖冠子”这样一个放达高蹈的隐士形象。杜甫是较早将“鹖冠子”引入诗歌的诗人，其《耳聋》诗曰：“生年鹖冠子，叹世鹿皮翁。”《小寒食舟中作》“佳辰强饮食独寒，隐几萧条戴鹖冠”，表达的都是对隐士的向往。后世诗人沿着这样的思路，继续丰富“鹖冠子”与“鹖冠”的形象。元好问有诗《和林秋日感怀寄张丈御史二首》(其一)：“南窗明暖无尘到，惭愧高人老鹖冠”，称颂隐士高人。其他诗人，如元代诗人郑元祐《六月六日初度有感》“晚来惟有墙头月，依旧清辉照鹖冠”、明代诗人谢榛《离感篇示元灿元辉诸儿》“神明在天笑魑魅，时复清风吹鹖冠”、明代诗人何白《送金伯庚还四明》“猎猎长风吹鹖冠，城头酒尽劝加餐”、清代词人吴兆骞《赠滇令巴郡叶明德》“王烈自成辽处士，严遵元是蜀遗民。鹖冠送客风帘晚，浊酒看山雪磴春”等等，都是运用了“鹖冠子”“鹖冠”来指代隐士或者隐居生活。

　　综上，自贾谊《鵩鸟赋》开始，《鹖冠子》逐渐进入文学视野，对历代文人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的集中关注，使得《鹖冠子》得到了集中整理和注释。北宋学者陆佃作《鹖冠子注》，考订传世版本，是迄今所见《鹖冠子》篇目最全的传本。其“望文生义”的注释方法虽然受到不少诟病，但就其辨章学术的考辨对《鹖冠子》的流传确实居功至伟。“鹖冠子”与“鹖冠”的形象是诗歌众多意象中的一类，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形式，也成为中国文人士大夫精神生活中重要的思想源泉。

　　注：

　　1.李学勤：《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

　　2.(日)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思想史》，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62页。

　　3.孙昌武：《柳宗元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0页。

　　4.张松辉：《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5.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十《书〈鹖冠子〉后》，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44-145页。

　　6.杨兆贵，《〈鹖冠子·世兵〉篇非抄袭贾谊〈鵩鸟赋〉辨》《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3期。

　　7.尚学锋：《道家思想与魏晋文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8.张清华：《韩愈与〈鹖冠子〉》，《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