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重人的自我修养，是因为人要想达到道家的境界，除了修养别无他途。而修养的可能性建立在人的本性之上。
老庄视人的本性为人的自然性，人的自然性可以使人与人、人与物相处而彼此平安无事。这种自然性究其根底是人的善性。人人可以返朴归真，回到人性的本来样子，意味着人人具有善性。人性的邪恶是后天造成的，是唐尧、虞舜这些圣人治理天下和儒学、墨学等宣扬自己的理论使人有了欲望，而欲望是人的邪恶之源。
老庄要改造人们业已形成的性情，尽管现实的人性与他们理想的人性有很大的距离。他们对此抱有信心，喋喋不休，实际上太迂腐了。社会正进行着激烈的军事争夺，放下武器者就有失败，就有死亡。老、庄的理论就是要人放下武器，善意可嘉，实行则不可能，这不影响他们以善为本论说自我的人生与社会谋略。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人性善还是性恶，春秋战国有一场论争。
孟子说人性善，恻隐之心人人都有，不是善又是什么呢?
曾就学于孟子的告子说人性没有善和不善。
同时有人认为人性可以善，也可以不善，周武王、周文王出现，人们就向善;周幽王、周厉王出现，人们就暴虐。有人认为，人性有善也有不善，贤君会有奸臣，顽父会有孝子，是人的本性决定的。
而战国晚期的儒家集大成者荀子干脆说：人性恶，孟子说人性善，是不知道人性的根本。人生而好利，生而有疾恶，生而有耳目之欲，因此生出了种种事端，弄得礼义沦丧，不是人性恶又是什么?
老子和庄子没有明确地树起人性善的旗帜，但他们向善，以善为人性的根本，也为修身的根本。按照他们的想法，人性本善，是名利权势、仁义智把人的思想搅乱，使人失去了本性。所以，他们鼓动人们向善，老子就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这是劝人向善最为有力的鼓吹。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天，与人相互感应，人做了好事，天会予以奖励：人做了坏事，天会予以惩罚。这就是所谓的天人感应。
天与人既然相互感应，人要求助于天，自然不能够做坏事，而要力求多做好事，受到天的帮助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于是人们总喜欢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直相沿到现在。实际的情形远不是这样简单，天人感应是人的主观臆断，善恶的报应也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即使西汉时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天人感应，善恶的报应也不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必然规律。司马迁为商朝末年的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立传，说伯夷、叔齐为被周武王消灭了的商王朝守节，宁可饿死也不吃周王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最后真的是饿死了。这使司马迁很感伤，并从伯夷、叔齐想到孔子最有才学的弟子颜回，颜回有才华，勤奋好学，安贫乐道，常常是食不足以饱腹，早早就病死了。而杀人越货，聚党横行的盗跖却终身逸乐，得享天年。这使他不禁发问：“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究竟是真，还是假呢?
相信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又与怀疑天道能够劝善惩恶的大有人在，当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时候，不管他的天人感应思想怎样执着，向善是客观的、不可改变的事实。
基于善，老子和庄子太多地看到了社会的不善。修身，就是要除不善而为善，是要以个人的小善造就人类的大善。但个人的修身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完成这个过程，可以步入他们理想的社会境界，到那时候，个人的行为就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老庄很少直接说他们就是要改造社会，但内心是要通过对个人的改造，完成对整个社会的改造，返朴归真，以使人回到原始状态，带动社会回到原始状态，“朴”与“真”蕴涵了善。
以“慈”为善
老子说他有三件法宝：一是慈，二是俭，三是不敢为天下先。
慈为仁慈。
俭为节俭。
不敢为天下先为可以处在别人之先时也处在别人之后。
这是老子以退为进之术，所以他说仁慈就能勇敢，节俭就能宽广，不敢为天下先反而能够成为天下的首领。
“慈”，本根为善。行慈、守慈，可以说是行善、守善。这与社会现实并不吻合。社会生活中的人性趋恶，导致人之道与天之道迥然有异。他看天之道就像拉弓，高的把它压低，低的把它升高，拉满了就减一点力气，拉得不够就再加一把劲。并说了一句很有意味的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是这样，减少不足的，以供给有余的人。”
换句话说：天道趋善，人道趋恶。老子要使趋恶的人趋善，以仁慈为法宝，既是行善从自我做起，又是以仁慈感染、战胜外在事物。
老子说的慈，在孔子则说仁，仁者爱人，不是慈又是什么呢?在孟子则说恻隐之心，尽管他说过男女授受不亲，但遇上嫂子掉到水里，不援手相救就会死亡，孟子说，不救的人是禽兽，只说是违背了礼，不知道这是礼的变通。
道与儒，“道”不同不相为谋，两家有共通的地方，都相信性善的感召力。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统治者就可以垂拱而冶，不需要格外的劳神费力。
孟子说的尊敬自家的老人推及到尊敬别人家的老人，爱护自家的孩子推及到爱护别人家的孩子，天下就可以在手掌上运转了。
老子也说了类似于孔子和孟子的话，认为慈爱有无穷的威力，用于战争，战则必胜：用于防卫，守则必固。老子以慈为本对待社会上许许多多的事物，所以他常在劝人退让，进取也是以退为进，希望能够改造人间的生活方式，使人之道也像天之道一样，损有余而补不足。
损有余而补不足，是要富者救济贫穷，使贫穷的人不至于食不饱腹、衣不暖身。如此的均贫富，是仁爱的结果。庄子则有和老子不同的表达方式，他反对社会上存在的一切争夺，各人自守其性，各得其自然也就可以了，对于诸侯逐鹿，杀人越货十分反感。他曾经辛辣地讽刺从事战争的诸侯都很渺小，是不希望社会上存在战争批评诸侯施行的刑罚，说刑罚害了百姓的性命，使天下满是死亡;都是源于国家应该求善、人应该行善而不为恶。以致他们对儒学仁义的反对，也是出于对天下人的爱心，因为仁义搞乱了人心，使人为恶而不为善。
所以，庄子强调人要“真”，人应该谨修慎守以求真，唯有“真”才能精诚动人，唯有“真”才能事亲慈孝，事君忠贞，而“真”以善为本色，受于自然，不可变易。
不善人之师与善人之资
“三人行，必有我师”是孔子的名言，至今听起来仍然觉得真切，他道出了人们生活中的常理，每一个人都有所能、有所不能，德行有所善，有所不善，以人为师是不可少的。
老子没有这样说，但他说：善人是不善的人的老师，不善的人是善人的借鉴。他突出“善”与“不善”，主要针对人的德行，要人以后天的学习求善，使不善的人和善，使善的人其善更加完美。它的意义即在人的德行，又不尽在德行。
人从来就不可能尽善尽美，德行不够完善人自然应该以德行完善的人为老师，以寻求自我道德的完善。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德行的不完善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可能的。这本是一般的道理，问题是能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切实地追求道德的完善。
孔子有一个叫子路的弟子，好勇力而性情刚直，为人粗鲁缺少礼貌，后来拜在孔子的门下学礼，除了直率一仍如故，真的是把礼学到了家。后来他在卫国的内乱中，被人砍翻在地，帽带子也被砍断了。子路说：“君子死，帽子也是应该戴套在头上的。”说着，系好自己的帽带子，就在这当口上，他被人杀死了。
道德的完善到了迂腐的地步并不可取，但对道德完善的正常追求是不可少的，大到关系治国，小到关系治家及个人的命运，不能够掉以轻心。
历史上暴虐的周厉王，不以邵公为师，以杀戮禁止人民对朝政的批评，百姓道路以目，自以为得计的周厉王，最终被赶下了台。唐太宗以魏征为师，时时以魏征的诤诤谏言纠正自己的过失，于是有历史称道的“贞观之治”。
人们总说，历史是一面镜子，真正构成这面镜子的材料是历史舞台上形形色色的人。人生的智慧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学习是人们的共识。
需要学习并不等于善于学习，只有善于学习的人才会从老子的话中领悟出生活的意义。
汉高祖刘邦得了天下、登上皇帝的宝座以后，并不精于治理国家。儒生陆贾去看他，劝他学习《诗》、，刘邦很反感。大声呵叱：“你老子是在马上打的天下，要《诗》干什么?”陆贾直言相抗：“你能够在马上打天下，你能够在马上守天下吗?商汤王、周武王逆取而顺守，文武并用，长治久安。如果秦始皇平定天下以后，施行仁义，效法先王，哪里还有您的天下呢?”刘邦悟性极好，听出其中的道理，连忙说：“你为我写书，总结秦王朝之所以灭亡，汉王朝之所以兴盛的原因。”这以后才使西汉王朝有了自己的面貌。
从善中可以得到善，从不善中也可以得到善，看人怎样从善与不善中得到经验和教训。
人们道德的自我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该有耐心去进行自我的完善，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是筑台九层，功亏一篑。
以人为师，同时也表现在道德完善之外的诸多方面，寻求完美，关键在于自身。只要去求，就会得到善，人应该追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