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作为一种内涵丰富、特色独具、影响深远的区域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构成中处于重要地位。相对于中原文明来说，巴蜀文化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但具体分析，巴文化与蜀文化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色。通过考察《华阳国志》的有关史实，我们发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巴与蜀两地保持着各自的社会风尚，巴人与蜀人之间有较明显的性格差异。对此，徐中舒先生曾有所论述，他说:“巴蜀的经济基础，既然不同，反映在意识形态方面，当然也有很大的差别。这样的差别，沿袭到东汉以后还是继续存在的。[1]性格差异当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差异的一部分。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个体所属的文化提供了构成他生活的原始材料，每一个男女的每一种个人兴趣都是由他所处的文明的丰厚的传统积淀所培养的”[2]。那么，分析比较巴人与蜀人的性格差异，无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求巴蜀文化的结构特征及其深层意蕴。
一、巴人、蜀人的性格差异
巴人的特点是原始朴素，质直勇武。《华阳国志·巴志》)(以下简称《巴志》)云:“其民质直好义。上风敦厚，有先民之流。”“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而蜀人的特点是神思幽远，浪漫好仙。《华阳国志·蜀志》(以下简称《蜀志》)称蜀人“君子精敏，小人鬼黯”。《巴志》记载永兴二年(154年)巴郡太守但望建议分巴为二郡时上疏说：“而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垫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轻疾。上下殊俗，性情不同。”徐中舒先生解释说，江州以东保存的巴楚旧俗较多，人民是强悍的;垫江以西，接近蜀境，人民受蜀风的影响，因而是精敏的[3]。蜀风对巴人的影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蜀人和巴人之间的不同特征。
巴蔓子是巴人的杰出代表。《巴志》载：“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二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巴蔓子在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刻，为平息内乱而又能保全疆土，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但又坦率地承认毁约背信的错误。他的性格特征，与巴人“质直好义”是一致的。
《巴志》又云:“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文选·蜀都赋》注引《风俗通》:“巴有賨人剽勇，高帝为汉中王时，阆中人范目说高祖募取賨人定三秦。”賨民是川东一个重要的土著部族，属巴人的一支，到后汉时称作“板 蛮”，秦汉时“专以射白虎为事”，“白虎常从群虎， 恚，尽搏杀群虎，大吼而死”[4]。由此可见賨人的犷勇善斗，所以到汉代被屡次征用去冲锋陷阵。板 共有七姓:罗、朴、昝、鄂、度、夕、龚。光和二年(179年)，板 发生叛乱，天子欲出大军征讨，益州计曹程包劝道:“其人勇敢能战。昔羌数入汉中，郡县破坏，不绝若线。后得板 ，来虏殄尽，号为神兵。”[5]所以程包劝皇帝“遣军不如任之州郡”[6]。由于賨人特别劲勇，所以连朝廷也奈何不得，只能对他们采取降赦安抚政策。
再从地域来看，巴东郡“郡与楚接，人多劲勇，少文学，有将帅才”[7]。巴西郡“其人自先汉以来愧伟椒傥，冠冕三巴。……故曰‘巴有将，蜀有相’也”[8]，真实地反映了巴人尚武，蜀人好文的不同风气。涪陵郡情况更加突出:“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戆勇，多 、蜑之民。县邑阿党，斗讼必死。”[9]这些巴民为人耿直，最讲义气，无论词讼、斗殴，只要一人有事，他的族党邻里一定会死力相助。他们最适合于从军:“汉时赤甲军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发其劲卒三千人为连弩士。”[10]汉晋时尽管有中原文化的不断渗入，但巴人质直勇武的特点并未消失。例如三国时巴西人谯周，精研六经，位至光禄大夫。但他“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无造次辩论之才，然潜识内敏”[11]。初见诸葛亮，其憨态引得满堂哄笑，正是巴人遗韵。又如临江(四川忠县)甘宁“虽精猛好杀，然开爽有计略，轻则敬士”，“健儿亦乐为用命”[12]。再如同县严颜，为巴郡守，被张飞所擒，张飞想要他投降，他回答说:“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13]也似巴蔓子之风貌复现。到晋代，“其人(涪陵郡人)性质直，虽徙他所，风俗不变。故迄今有蜀、汉、关中、涪陵;其为军在南方者犹存。”[14]
1954年，前西南博物院曾经在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发掘一批战国后期巴族的墓葬，凡是男子，每墓都出有铜剑、铜钺、铜矛、铜戈、铜箭链等武器[15]。又如在姊归向西地段的巴人墓葬中，生活器很少，兵器多。兵器有巴式柳叶剑、小型的圆刃束腰式钺、骹部带双耳的巴式矛，还有斧和缝上带勾的戈。有一墓葬死者身边，呈扇形排列箭链十四枚[16]。地下文物证明了巴人是强悍勇武的民族，《华阳国志》的记载是准确的:“若蔓子之忠烈，范目之果毅，风淳俗厚，世挺名将，斯乃江汉之含灵，山岳之精爽乎!观其俗，足以知其敦壹矣。”[17]
再看蜀人的特点。《蜀志》云:“鱼凫王田于渝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鱼凫为蜀之先王，在渝山打猎，忽然之间便变成了神仙，真是浪漫之极，难怪蜀人会特别向往。《太平御览》卷883载:“蜀王之先名蚕从，后代名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三代各数百岁乃是渲染时代之古老，而神化不死，老百姓亦随之成仙，却反映了蜀人崇尚神仙、向往长生不老的愿望。
《蜀志》还记载了望帝杜宇之事:“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杜宇不愿意做皇帝，却升西山而隐。隐，仙化也。然而此事，其他典籍有不同的记载，《太平御览》卷888引《蜀王本纪》云:“鳖灵(即开明)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帝自以薄德，不如鳖灵，委国授鳖灵而去，如尧之禅舜。”而《四川通志》卷201有如下记载:“望帝自逃之后，欲复位不得，死化为鹃。每春月间，昼夜悲啼。蜀人闻之曰:我望帝魂也。”《蜀王本纪》说望帝惭愧而让位，《四川通志》说望帝被迫让位，常璩独记望帝是为了想成仙而禅位于开明，可能是比较符合蜀人的性格特征的。
《蜀志》又载:“王乔升其北山，彭祖家其彭蒙。”王乔是一个传说中的仙人，犍为郡武阳人，得道后在武阳北山升空成仙。值得注意的是下边这一段话:“故上圣则大禹生其乡，媾姻则黄帝婚其族，大贤彭祖育其山，列仙王乔升其冈。”[18]王乔能够和大禹、黄帝、彭祖并列在一起，王乔的地位真是太崇高了。把一个传说中的仙人的地位抬得如此之高，正反映了蜀人仰慕神仙的文化心态。因此，蜀人到巴地去做官，竟也有得道成仙者:“汉初犍为张君为(巴)太守，忽得仙道，从此升度。”[19]而在蜀地有专门的升仙之处:“(蜀郡)城北十里有升仙桥。”[20]升仙桥在升仙水上，《蜀中名胜记》卷三:“升仙水起自始昌堰，有两叉，中流即升仙。”此外峨眉山上还有仙药:“(南安县)南有峨眉山，山去县八十里。《孔子地图》言有仙药，汉武帝遣使者祭之，欲致其药，不能得。”[21]
《蜀志》除了记述蜀人好仙的风尚外，还记载了蜀地一些颇为有趣的神异之事，现从中撷取几例如下：
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
或曰:冰凿岩时，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与神斗。
辰(朱辰)卒官，郡民北送及墓, 蜑鼓刀辟踊，感动路人，于是葬所草木顷许皆仿之曲折。
传云:龙升其山，值天门闭，不达，堕死于地，后没地中，故掘取得龙骨。
长老传言:夷昔牧猪于此，一朝猪化为石。
《华阳国志》称蜀人“俗好文刻”，文，即华而不实，喜欢浪漫幻想。上述之事正是这一特点的反映，是与其好神仙之术的风气相一致的。
二、巴人、蜀人性格差异的形成原因
巴人、蜀人性格的差异主要与其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有关。我国古人早已注意到了水上风候对一个地区居民性格的影响，《管子·水地》云：“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远，淤滞而杂，故其民馅谀葆诈，巧侫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间易而好正。”结论也许有些片面，但这种直接用地理条件来解释人的精神面貌的做法还是很有意义的。再如《史记·货殖列传》云:“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司马迁从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几方面来说明地区风俗和人们个性的差异，其结论是十分准确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定的自然环境类型对该民族文化性格、文化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特别是在生产力极低下的古代，自然地理环境直接决定古人类群体文化的产生发展，诚如钱穆先生指出的:“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23]《巴志》记载巴地的疆域:“其地东至鱼复，西至 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据刘琳先生考证，古代巴国大抵西包嘉陵江、涪江之间以至沪州一带，东至奉节，北抵米仓山、大巴山南坡，南及贵州思南一带[24]。从地貌上看，其中有30多条山脉与河流相间分布，许多地方山高谷深，江流湍急，地势险峻，交通闭塞，自然条件恶劣。因而巴地的农业文明受到很大限制，没有大规模的劳动协作和大型的水利工程，当蜀地的农业已很发达时，巴人才“化其教而力务农”，但巴人的农业始终是无法与蜀相比的。在巴县冬笋坝战国墓葬中曾发现小型石斧、石锛等四件，青铜斧、削、锯等少量生产工具[25]。与大量出土的青铜兵器比较，生产工具极少，且处于金石并用阶段，这是巴地农业落后的地下证据。而另一方面，由于巴人居住的环境大多依山临水，因而渔业和田猎活动甚为活跃，渔猎成为他们谋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他们在与艰苦的自然环境进行搏斗的过程中，遂形成了不畏艰险、勇敢坚韧、刻苦耐劳、质朴豪爽的性格心理。同时，巴人勇猛尚武的文化精神还与巴族社会组织的特殊性有关。黄宾虹先生在《九十杂述》中云:“古今沿革，有时代性，山川浑厚，有民族性。”除自然环境外，社会结构也会影响一个地区的文化风貌。巴人属渔猎民族，不能像农业民族那样能在比较固定的范围内长期耕耘，其流动性很大。所以有学者指出“巴生产方式的分散性导致其社会组织的松散性。”[26]同时，“巴是一个被异族不断压迫而辗转流徙的民族，殷妇好伐巴方;周秦时楚逼巴;秦灭巴。巴族的历史，就是屡败屡战，退避迁徙的悲壮历史，就是维系生存求出路的历史。”[27]因此巴人为了生存，不仅要与自然作斗争，还要与异族进行不断的战争，内外双重的压力造就了巴人劲勇强悍、无所畏惧的性格特征。
我们再来看蜀地的情况。人类学家H·J·德伯里曾把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非泥罗河谷、南亚印度河谷的古代文明城市兴起的地理条件归纳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既要充足、还要多样)、有利于抵抗风险(包括天灾人祸)、交通便利(交通线上要广有市镇村落)[28]。通过对比，我们发现蜀人所在的主要地域四川盆地的地理条件与此十分相似。首先，四川盆地物产丰饶，河渠密布，水利事业极为发达，早在杜宇时，其相开明氏便“决玉垒山以除水害”[29],后来李冰又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30]，从而形成了典型的“平原灌溉文明”。其次，本区地势有利于社会安定，四周的高山屏障，限制了北方车骑武装的入侵。北列的秦岭隔断了北方寒流的侵袭，东南地势相对较低，而西面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从太平洋、印度洋来的暖湿气流进入盆地后受阻于西北山原能长期滞留，使此区降水丰富，气候温和湿润，十分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第三，四川盆地虽是一个较封闭的地理单元，但其位置有利于交通。东出三峡可达长江中下游，北面有汉水通道，西南紧靠“藏彝走廊”，南接南中，可与东南亚、南亚交往[31]。因为上述因素，四川盆地自古以来就有“天府”之称。《汉书·地理志》云:“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南贾滇、 童，西近邛、莋马耗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阨。”《蜀志》云:“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蜀人不会像巴人那样为了基本的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故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形而上的人生目标，从而养成浪漫而不务实，崇尚神仙的社会风尚。
注释:
[l][3]徐中舒:《论巴蜀文化》，1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2]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231页，北京，三联书店，1992。
[4][5][G][7][8][9][10][14][17][19]《华阳国志·巴志》。
[11]《三国志·蜀志·谯周传》。
[12]《三国志·吴志·甘宁传》。
[13]《三国志·蜀志·张飞传》。
[15][25]四川省博物馆编:《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60。
[16]林奇:《试论土家族族源及其它》，《土家族文化论文集》。
[18][20][21][29]《华阳国志·蜀志》。
[22]《华阳国志·序志》。
[2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4]刘琳:《华阳国志校注》,25页。
[26][27]李禹阶、黄晓东:《巴族社会组织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见《巴渝文化》，第一辑。
[28] H·J·德伯里:《人文地理:文化社会和空间》,第十五章，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30]《史记·河渠书》。
[31]参见林向:《论古蜀文化区——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