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一般指人的自我意识及人的主动、能动、自主、自由和创造等特性，它既是人作为主体的根据，又是其所具有的性质。人的主体性自觉有个漫长的渐进过程，生当明朝中叶的王阳明，适逢社会新旧转型的大时代，他创立的心学体系以建构人的道德主体性为旨归，其主要范畴和命题均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一、“心即理”的价值主体

　　正德初，阳明因冒犯阉党而被谪贵州龙场驿。他在这片荒蛮之地居夷处困，上下求索，“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洞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自此他坚信，人人有向善之心，善的潜质圣凡皆同。他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理”(《传习录》上)的哲学命题，这被视为阳明心学的第一原理。他用“良知”概念称谓心中之理，认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传习录》中)。“良知”一词出自《孟子》，指“不虑而知”的天赋道德，阳明借指价值意识及作价值判断之能力而言，其意近于明是非、知善恶的道德感、正义感，即今人日常语言中的所谓“良心”。他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传习录》下)他视心中良知为一切价值的总根源，强调良知之外别无天理，人应向内用功，无需外求。

　　“心即理”命题所据的道德预设即孟子的性善说，其所依据的经验证明亦不外见孺子入井而施以援手的“恻隐之心”之类。瑞士汉学家耿宁教授指出，这种“恻隐之心”并非通常理解的同情心，而是置身于另一主体视角的“为他感”，其被作为德性的情感萌芽。此言甚确。阳明的“心即理”把道德的本源与依据还原或内置于人的本心，这样人不再是外在准则与规范的单纯服膺者，而是宇宙的立法者、价值的创立者，这突出了道德意识的内在性、能动性与自觉性，开阔了人在道德生活中的自由空间。

　　这里，阳明弟子和今人不禁会问，既然人性本善，那么社会上的恶从何而来，难道不是出自人性的外化?阳明的回答是，那是因为人心的良知为后天的私意所障碍和遮蔽，导致知行分离。于是，他又提出“知行合一”说，以打通内在良知与外在良行之隔。

　　二、“知行合一”的知行主体

　　正德四年，阳明受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之邀讲学于贵阳书院，始倡“知行合一”说。如学界所言，阳明的“知行合一”至少有如下三层意思：其一，从知行的主体来说合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传习录》上);其二，从主体的活动过程来说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其三，就知行本身特质来说合一，“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传习录》上)。他指出，只“知”而不“行”是“揣摸影响”，只“行”而无“知”则是“冥行妄作”，皆不足取。阳明在与弟子对话中，借用《大学》“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的习语，来说明“知”与“行”的不可分离：“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传习录》上)

　　阳明还提出“知行之本体”(《传习录》上)的观念，而“本体”实即主体。“知行合一”说旨在强调善的动机与善的行为的统一，兼顾人的认知主体和实践主体，强调没有实践的主体性就没有认知的主体性。“知行合一”的主体活动在观念与行为、思想者与行为者之间形成自由转换与无缝连接。

　　三、“致良知”的道德主体

　　阳明有关“价值主体”“认知主体”和“实践主体”的思想主要是就道德层面而言，统而言之，即劳思光先生当年所概括的“道德主体性”(《新编中国哲学史》三卷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页)。阳明晚年明确提出“致良知”的立言宗旨，其强调的即是集“价值”“认知”和“实践”主体于一身的道德主体性。“致良知”中的“致”字，劳思光先生解作“充足实现或完满扩充之义”(同上，第319页)。“致良知”的理论前提是“心即理”，即心中具有“良知”，根本的实现途径就是“知行合一”，具体包括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等。阳明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传习录》上)

　　在阳明看来，人虽天赋善端，但需要后天的体认、激活、涵养和纯化，如精金之祛除杂质与纯米之舂簸筛拣的功夫。唯其如此，道德主体方能真正呈现。人的道德主体性不是天然固有而是后天养成的，有一个人为努力的生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