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道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思想流派。道教是借用道家的人物、典籍及其思想而形成的一种宗教。道家和道教之间虽然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但它们之间也有本质上的区别。道家和道教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唐代是道家和道教发展的兴盛时期，许多唐代宰相都深受道家和道教的影响。本文拟通过对唐代宰相的治国思想、政治权术、对道教的认知以及为人处世等方面情况的具体分析，探寻唐代宰相对道家和道教的认知及其运用。
关键词： 宰相;道家;道教;认知
唐代统治者自称是老子的后裔，将道教奉为国教，建立道举制度，个别皇帝接受道菜，唐玄宗亲自批注《道德经》以及规定每家必备一本《道德经》等一系列做法，使得道家思想和道教对社会各层人士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通过对唐代宰相的治国思想、政治权术、对道教的认知以及为人处世等方面情况的具体分析，探寻唐代宰相对道家和道教的认知及其运用。
一、唐代宰相对道家治国思想的传承
道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思想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老子和庄子不像儒家的孔子和孟子，他们之间并没有师承关系。最早把老子和庄子联系在一起，称为“老庄”或者“庄老”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老子和庄子的思想虽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有不少差异。大体而言，老子关注人在社会中的处世问题，而庄子则是强调个人要超脱于社会之外。秦汉之际，道家思想和一种假托为黄帝思想的学说相融合后，形成了黄老学说。它是道家为了适应天下统一的需要，而融合儒家、法家、阴阳家等各家思想后形成的新道家。黄老学说已经不再是原始的道家。然而无论是原始道家，还是以黄老学说为代表的新道家，它们都在思考宇宙的本质、社会的理想状态以及人的处世等问题，都是把对宇宙、社会、个人的思考融为一体的学说。因此，道家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是全面而且深远的。
道家对唐代宰相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上。道家的治国思想主要是强调“无为”。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_1] 老子还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瑚道家主张统治者应该让民众自在的生产、生活，而不应以种种人为的教化、法令等对民众的生产、生活进行限制和干扰。但是由于春秋战国是诸侯争霸时期，道家的这一治国思想与社会现实并不相适应，因而未得到统治者的认可。西汉初期，汉王朝执行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等黄老学说所提倡的治国主张，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并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这充分证明了道家“无为”治国思想的现实意义。由于道家“元为”的治国思想有其合理性，并且在实践中取得过巨大的成功。因此，唐代一些宰相也把道家“无为”的治国思想作为其治国的指导思想。
魏征是唐代推崇“无为”治国思想的著名宰相。公元637年，魏征上书唐太宗说：“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2]公元639年，魏征再次上书唐太宗说：“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坠，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2]。从这些奏章中，可以看出魏征是希望唐太宗始终坚持“无为”的治国思想。魏征在开创“贞观之治”的过程中之所以作用巨大，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唐代奉行“无为”治国思想的著名宰相还有姚崇和宋璨。唐代人柳芳在评论开元之政时说：“玄宗以雄武之才，再开唐统，贤臣左右，威至在已。姚崇、宋璨、苏颞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著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继以张嘉贞、张说，守而勿失。”[3]所谓“镇以清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姚崇、宋璨等人执行“无为”的治国策略。由此可知，唐代人就已经认为姚崇、宋璩等人执行“无为”治国策略是“开元盛世”出现的重要原因。
在唐代，除魏征、姚崇等人在朝廷奉行“无为”的治国思想之外，还有许多宰相在担任地方官时，就已执行了“无为”的治国思想。《旧唐书》中记载，张镒“大历五年，除濠州刺史，为政清净，州事大理”[4]关播“为政清净简惠，既无盗贼，人甚安之”[4]。总而言之，唐代有不少宰相都认可并执行“无为”的治国思想。
道家治国思想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是提倡节俭，反对奢侈。老子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为此，老子在《道德经》中反复提倡节俭，反对奢侈。《道德经》59章中说：“治人事天莫若啬。”[1]《道德经》67章中又说：“我恒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1]道家这种节俭治国的思想也被唐代许多宰相所传承。唐代宰相提倡节俭，反对奢侈的事例在史籍中比比皆是。著名的事例如魏征上书唐太宗说：“居安思危，戒奢以俭。”[2] 再如宋璨曾上书唐玄宗说：“夫俭，德之恭;侈，恶之大。”[4]又如唐德宗时期宰相赵憬也经常说：“为政之本，在于选贤能，务节俭，薄赋敛，宽刑罚。”[4]”。不仅如此，对一些细小的浪费，唐代宰相也坚决反对。如褚遂良曾对唐太宗说：“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首创奢淫，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 [4]。唐代宰相就是如此反复地提倡节俭，反对奢侈的。
唐代宰相之所以提倡节俭，反对奢侈，主要是因为他们充分认识到节俭的重要性。李藩曾对唐宪宗说：“古人云：‘俭以足用’。盖足用系于俭约。”[4]在宰相们的劝导下，唐代有远见的皇帝都认识到节俭的重要性。唐太宗曾感慨地说：“夫为人君，不忧万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机可反掌而待也。”[4]。唐宪宗也由衷地对李藩说：“俭约之事，是我诚心;贫富之由，如卿所说。唯当上下相勖，以保此道，似有逾滥，极言箴规，此固深期于卿等也。”[4]唐代盛世的出现与许多宰相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是密不可分的。而唐代宰相节俭治国的思想与道家所提倡的节俭有着密切的联系。
总而言之，道家的治国思想对唐代宰相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唐代宰相在执行道家的治国思想时，并不是把道家思想和儒家、法家等其它各家的思想对立起来，而是把它们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唐太宗评价魏征时说：“魏征每言，必约我以礼也。”[4]魏征的道家“无为”治国思想是和儒家的“礼治”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司马光评价姚崇、宋琛时说：“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璨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姚崇、宋璨虽然治国都“镇以清静”，但姚崇善于权变，而宋璩长于执法。两人在治理国家时都不是仅仅奉行道家的治国思想。道家的治国思想只有和其他各家的治国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其价值。
二、唐代宰相对道家政治权术的运用
道家是一个哲学派别，它的思想中不仅蕴含着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潜藏着大量的政治权术。历史上许多身居高位者都是凭借对道家政治权术的心领神会，身体力行，才得以在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官场中获得生存和发展。在道家思想盛行的唐代更是如此，唐代一些宰相或者是依靠道家的政治权术来谋取权力和地位，或者是借助道家的政治权术避祸保身。他们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都灵活地、充分地运用了道家的政治权术。唐代宰相对道家政治权术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他们奉行道家“柔弱胜刚强”和“功成身退”的斗争及生存法则上。
首先，在政治斗争中奉行“贵柔”“守雌”的立场。道家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它强调人对自然的观察和效仿。《道德经》76章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筋且刀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日坚强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兢。”[1]《道德经》43章中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l]”老子看到自然界中存在着大量柔弱者长存，刚强者早死以及柔弱者最终战胜刚强者的现象。于是，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1] 。同时，他还指出“守柔曰强”[1]。老子这种“贵柔”“守雌”的斗争策略被唐代一些宰相运用于政治斗争中，并成为他们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元载是深谙道家“贵柔”“守雌”斗争策略的宰相。元载精通道家学说并以此进入仕途。元载进入仕途后，通过与宦官李辅国夫人攀亲的办法，投靠李辅国，并在李辅国的帮助下，取得宰相的职位。李辅国死后，元载与宦官鱼朝恩产生了矛盾。鱼朝恩当着元载等朝廷官员的面指责宰相失职，身为宰相的王缙显得非常尴尬，而同样担任宰相的元载却表现得若无其事。元载虽然当面不和鱼朝恩据理力争，表现出软弱的一面，但私下他却向唐代宗揭发鱼朝恩的罪行，并在唐代宗的授意下秘密筹划除掉鱼朝恩的办法。老子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1]“强梁者不得其死”[1]。元载对鱼朝恩表面示弱，暗中反击，最终置鱼朝恩于死地。相反，如果他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态，与鱼朝恩针锋相对，那很有可能是败多胜少。元载在唐代走马灯似的宰相更换中，能担任宰相长达十五年之久，主要就得益于他采用了道家“贵柔”“守雌”的政治权术。道家“贵柔”“守雌”的斗争策略不但适用于政治斗争，也同样适用于战争中。安史之乱后，河北三镇势力坐大。唐政府为了维护中央权威，曾经数次出兵与河北三镇作战，但结果都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公元812年，河北三镇之一的魏博发生动乱，朝廷一些官员主张趁机出兵魏博，迫使魏博归附朝廷。宰相李绛坚决反对出兵，而主张等待时机，以静制动，果然不久魏博新任节度使田兴主动归附中央。李绛又劝告唐宪宗给予田兴及其下属大量赏赐。在唐政府的感召下，魏博最终诚心诚意地归附中央。李绛“贵柔”“守雌”的策略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其次，在朝廷中位高权重，却不居功自傲，而且能功成身退。官场之中人心叵测，冷枪暗箭防不胜防，功勋卓著而能善始善终者少之又少。道家在对这一残酷的事实进行深刻反省后，提出了不居功自傲、功成身退等保身避祸的生存之道。老子在《道德经》22章中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1]在《道德经》24章中，他又说：“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1]老子反复申明了居功自傲的危险性和功成身退的重要性。唐代一些宰相就是以熟知此道而避开了杀身之祸。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李泌、姚崇。李泌一生经历了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等四朝，并在唐德宗时期出任宰相。李泌出入官场时，先后有杨国忠、李辅国、鱼朝恩、元载、卢杞等奸相、宦官专权，许多既受皇帝信任又有才能的官员都因受到杨国忠等人的迫害，或者被贬官，或者被杀害。李泌却能保全性命，并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这主要是由于李泌奉行了道家不居功自傲，并且功成身退的观点。李泌不仅多次拒绝皇帝给予他的宰相职位，而且经常在自身受到严重威胁时，借修道求仙之名辞去官职，隐居起来以化解面临的危险。当机会出现时，他又会不失时机地再次进入朝廷。如果李泌居功自傲或者贪恋名位，他可能早就身首异处。姚崇在协助唐玄宗重建王朝秩序中功勋卓著，得到唐玄宗的尊崇。但在声誉日隆之际，他并未居功自傲，而是思考着“功成身退”的道理。姚崇看到唐玄宗以重罚中书省违法的官员而打压自己时，随即向唐玄宗申请辞去相职，并向唐玄宗举荐宋碾接替自己。宋人洪迈说：“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6] 姚崇辞去宰相之职，不仅化解了自身的危险，还赢得“知贤”的美名。李泌、姚崇都是依靠奉行道家“功成身退”的生存之道而保全自身的宰相。
魏元忠在向武则天解释为什么许多人都污蔑、陷害他时说：“臣犹鹿也，罗织之徒，有如猎者，苟须臣肉作羹耳。此辈杀臣以求达，臣复何辜。”[4]2952宰相之职虽是一个位高权重、声名显赫的职位，同时它也是阴谋家觊觎、贪婪者垂涎的猎物。如果身为宰相而居功自傲，又不知道功成身退，那很难避免成为别人的肉汤。身处高位者只有灵活运用道家的政治权术，进退有据，才有可能在波谲云诡、刀光剑影的权力斗争中保全自身。当然，对于唐代宰相运用道家的政治权术周旋于官场中的行为，虽然赞扬的人很多，但也不乏批评者。《旧唐书》的作者刘晌就批评李泌说：“泌见可进而知难退，足为高率智辩之士;居相位而谈鬼神，乃见狂妄浮薄之踪。《王制》云：‘执左道以乱政，杀。’宁无畏乎!”[4]由此可见，对唐代宰相运用道家政治权术的行为，我们也应该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而不宜一味肯定，甚至传扬。
三、唐代宰相对道教的认知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是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思想与东汉末年的社会现实和外来佛教相碰撞的产物。道教最初主要流行于社会下层之中，其思想内容表现出较强的神学政治色彩。它当时发挥着联系、组织民众的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有了长足发展。一方面，道教有了成体系的典籍、烦琐的斋醮仪轨、居住场所及其所信奉的众多神仙;另一方面，道教已经从下层社会转入到上层社会，越来越多的贵族人士信奉了道教。与此同时，道教追求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的观念也已确立。道教在唐宋时期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道教有意识地向皇权靠拢，寻求皇权的认可和扶植;二是皇权也想利用道教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并使道教继续为其统治服务。道教和皇权的结合，使道教获得了发展的良机。到了明清两代，道教虽然在明世宗年问曾一度受到尊崇，但其总体趋势是在不断衰落。这主要是由于此时的皇权已经走到了专制的顶峰，统治者已经不屑于用道教来维护其存在;而在皇权衰落、崩溃之际，道教也无力再为皇权效力。另外，道教人才的缺乏、道教理论的停滞等也都是道教衰落的重要原因。
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黄金时期。由于统治者大力提倡，崇尚道教在社会上蔚然成风，社会各层人士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道教的浸染。在这种大的社会环境下，唐代许多宰相也受到道教的影响，并形成了他们各自对道教的认知。道教主要是通过炼丹以追求长生不老和举行斋醮以祈福禳灾。而唐代宰相对道教的认知正好体现在这两点上。唐代宰相对道教的认知主要是通过他们与皇帝的交谈体现出来的。
首先，是对道教长生不老的认知。道教认为人可以长生不老，而实现长生不老的途径主要是炼制并服食丹药。道教的丹药包括外丹和内丹两种。外丹是通过对含有铅和贡的矿物进行冶炼而形成，内丹则是强调对人精气神的陶冶。宋代以前，道教主要是炼制外丹，而宋以后主要是陶冶自身的精气神。唐代皇帝推崇道教、宠信道士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让道士为他们炼制能使其长生不老的丹药。唐高宗曾召集道士为自己炼丹，但是鉴于其父的教训，并未服食道士所炼制的丹药。然而更多的唐代皇帝还是抵制不住长生不老的诱惑，坚持让道士为其炼制丹药。唐玄宗年问是唐代皇帝炼丹的大盛时期。唐玄宗曾向唐代著名道士吴筠咨询长生不老的办法。吴筠对唐玄宗说：“此野人之事，当以岁月功行求之，非人主之所宜适意。”[4]吴筠的话语重心长，然而唐玄宗想通过服丹药获得长生不老的想法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依然让道士孙太冲、罗思远等人为其炼制丹药。
唐代一些宰相对皇帝服食丹药，追求长生不老的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李藩曾对唐宪宗说：“秦始皇、汉武帝学仙之效，具载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长年药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励志太平，宜拒绝方士之说。苟道盛德充，人安国理，何忧无尧、舜之寿乎!”[5]李德裕也曾对唐敬宗说：“以臣微见，倘陛下睿虑精求，必致真隐，唯问保和之术，不求饵药之功，纵使必成黄金，止可充于玩好。则九庙灵鉴，必当慰悦;寰海兆庶，谁不欢心?臣思竭愚衷，以裨玄化，无任兢忧之至。”[4]李藩认为皇帝励精图治，实现国泰民安，就可以延年益寿;李德裕则认为要想长寿，须向真正有修行的道士询问修身养性的办法。李藩、李德裕都认为服食丹药，追求长生不老的事情不可相信，更不可以刻意为之。
然而唐代也有少数别有用心的宰相，他们或者肯定，或者支持道士为皇帝炼制丹药。宋璨要依法惩处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宰相杨再思却说：“昌宗往因合练神丹，圣躬服之有效，此实莫大之功。”[4]杨再思为了解救张昌宗，讨好武则天，不惜胡乱吹捧丹药的作用。皇甫镩是唐代明目张胆地支持道士为皇帝炼制丹药的宰相。他举荐道士柳泌等人为唐宪宗炼制丹药，结果唐宪宗却因服食丹药而死。杨再思、皇甫铸都是唐代臭名昭著的佞媚之臣，他们肯定、支持道士炼丹只是为了邀功固宠，至于皇帝成仙与否、生死存亡，他们根本就不予考虑。
其次，是对道教祈福禳灾的认知。唐代皇帝推崇道教、宠信道士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道士可以为他们祈福禳灾。唐代一些皇帝经常让道士为其和家人祈福禳灾，而一些宰相为了讨好皇帝，对道教这种祈福禳灾的做法不仅不反对，而且极力支持。王屿是唐代最重视道教祈福禳灾作用的宰相。《旧唐书》中记载，“玛专以祀事希幸，每行祠祷，或焚纸钱，祷祈福祜，近于巫觋，由是过承恩遇”[4]。在唐玄宗广建道观，让道士为其和家人祈福禳灾时，李林甫把自己的一处房子捐献出来，改为道观，供皇室使用。王屿、李林甫并非相信道教祈福禳灾的作用，他们只是在讨好皇帝。与王屿、李林甫相反，唐代一些正直的宰相对道教祈福禳灾的行为却提出异议。李藩曾对唐宪宗说：“盖以人为神主，故但务安人而已。虢公求神，以致危亡，王莽妄祈，以速汉兵，古今明诫，书传所纪。伏望陛下每以汉文、孔子之意为准，则百福具臻。”[4]李藩依据历史事实，并且引经据典，揭露了道教祈福禳灾的虚伪，指出提高道德修养才是求福避祸的关键。
其实，对道教的一些说法、做法，唐代皇帝也未必就相信。譬如对人的寿命，唐太宗就曾经说：“夫生者天地之大德，寿者修短之常数。生有七尺之形，寿以百龄为限。” 不仅如此，唐太宗还曾说过：“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 唐武宗也对李德裕说：“我尔时已识此道人，不知名归真，只呼赵炼师。在敬宗时亦无甚过。我与之言，涤烦尔。至于军国政事，唯卿等次对官论，何须问道士。非直一归真，百归真亦不能相惑。”[4]吩由此可知，唐代皇帝对道教的虚妄性是有一定的认知，他们只是抵制不住道教某些说法的诱惑，而对道教采取了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唐代宰相对道教认知的意义在于，如果他们像李藩、李德裕那样客观地看待道教的作用，道教的消极作用就会被限制、削弱。反之，如果他们像杨再思、皇甫铸、王屿等人把吹捧道教作为一种邀功取宠的手段，那么道教的消极作用就会放大，并且贻害天下。
四、道家和道教对唐代宰相为人处世的影响
道家是一个思想流派，而道教是一种宗教，两者的本质不同。但是，由于道家的代表著作《老子》《庄子》也是道教的重要典籍;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又是道教的最高神仙之一;道教的许多思想也都是由道家的观点生发而来等原因，道家和道教之间又有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唐代著名道士吴筠就曾说：“道法之精，无如五千言，其诸枝词蔓说，徒费纸札耳!”[4]这正说明了道家与道教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人们都把道家和道教混为一谈，只是到了20世纪，一些学者才有意识地把二者区分开来。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道家和道教都是中国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人的为人处世无不深深打上道家和道教的烙印。鲁迅先生曾说过：“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7]唐代许多宰相的为人处世也都深受道家和道教的影响。
首先，唐代许多宰相为人清廉节俭，不以聚敛钱财为念。道家和道教都反对人们无限制地追求财富，而主张个人的欲望要有一定的节制。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1]“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1]老子认为人们的罪恶、灾祸、错误都源于自身的贪婪，而占有巨额钱财只会招致灾祸。唐代两类对待钱财态度迥然不同宰相的人生结局生动地诠释了老子的这一观点。
杨绾是唐代精通道家学说的著名宰相。《旧唐书》中说他“雅尚玄言，宗释道二教，尝著《王开先生传》以见意，文多不载。凡所知友，皆一时名流。或造之者，清谈终日，未尝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务干者，见绾言必玄远，不敢发辞，内愧而退”[4]。杨绾为人不贪图钱财从小事中就可以看出。按照朝廷惯例，朝廷拨给中书舍人经费的五分之四应归中书舍人中的“阁老”。杨绾担任“阁老”时却与大家平分了这笔钱。担任宰相后，杨绾依然保持清廉节俭，不聚敛钱财的作风。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亲戚朋友。杨绾死后，唐代宗悲痛地说：“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夺我杨绾之速也!俯及大敛，与卿等悲悼同之。” [4]朝廷给予杨绾很高的荣誉。在唐代，像杨绾一样清廉节俭，不以钱财为念的宰相还有很多，像李义琰、卢怀慎、李元统、韩混、郑覃等人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与杨绾等人相反，唐代也有不少嗜财如命、以身殉财的宰相。元载精通道家的政治权术，并在权力斗争中屡次获胜。但随着权势的增长，元载的种种欲望无限膨胀，他不但无视皇权的威严，而且肆意敛财，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旧唐书》中说：“载在相位多年，权倾四海，外方珍异，皆集其门，资货不可胜计，故伯和、仲武等得肆其志。轻浮之士，奔其门者，如恐不及。名姝、异乐，禁中无者有之。兄弟各贮妓妾于室，倡优偎亵之戏，天伦同观，略无愧耻。及得罪，行路无嗟惜者。”[4]
其次，唐代一些宰相为人宽容，与人相处能不计前嫌，而以国事为重。《道德经》中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1]“上德若谷”[1]。老子认为宽容、大度是最高尚的品德。李泌是精通道家和道教思想的宰相。李泌既有才华又深受唐肃宗信任，因而常受人诬陷。唐肃宗劝李泌以国事为重，不要公报私仇。李泌回答说：“臣素奉道，不与人为仇。李辅国、元载皆害臣者，今自毙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显达，或多零落，臣无可报也。” [5]李泌不但自己不计前嫌，他还劝唐肃宗要大度，要有人主胸怀。唐肃宗下令对李林甫挫骨扬灰。李泌对唐肃宗说：“陛下方定天下，奈何仇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圣德之不弘耳。且方今从贼者皆陛下之仇也，若闻此举，恐阻其自新之心。” [5]他还说：“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气候恶，且春秋高，闻陛下录旧怨，将内惭不怿，万一有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广不能安亲也。”[5]李泌从个人品德和公私两个方面的得失考虑，劝告唐肃宗不要为发泄私恨，做出过分的事情来。李泌不但能以道家的政治权术保身避祸，而且还能以道家和道教的宽容与其他官员相处。当然，唐代也有一些宰相与李泌大相径庭。杨炎是一位很有学识、才能和仪表的宰相。他担任宰相后的一系列做法曾使朝廷上下对他赞誉有加。但杨炎却是一个心胸非常狭窄的人。《旧唐书》中说他“后坐载贬官，愤恚益甚，归而得政，睚眦必仇，陷害之性附于心，唯其爱憎，不顾公道，以至于败”[4]。杨炎公报私仇，把德高望重的前宰相刘晏迫害致死。同时，他又看不起没有文采、长相丑陋的卢杞，结果最后被卢杞陷害致死。
综上所述，唐代是道家和道教盛行的时期。道家和道教对唐代宰相的治国思想、政治权术、为人处世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道家和道教只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唐代那些熟悉道家和道教的宰相都并非只接受道家和道教的思想，而是兼容并蓄，把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与儒家、佛教、法家等其他各家思想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因此，唐代许多宰相的治国理念、政治权术以及立身处世都是道家和道教与其他各家思想共同影响的产物，这在魏征、房瑁、元载、杨绾、李泌等人身上都有明显的体现。另外，道家和道教的思想博大精深，而唐代宰相由于个人出身、品行、经历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对道家和道教的认知和运用并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异趣。这从元载、李泌、杨绾、陈希烈等人的事迹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最后要说明的是，我们可以从现存的文字记载中得知，某些宰相是确实深受道家和道教的影响。而另外一些宰相受到道家和道教的影响，则需要我们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深入的分析才可以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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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军华(1972一)，男，陕西大荔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2011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傅绍良(1962一)，男，湖南澧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