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中，道家文化以独特的视角思考“天人”关系，蕴涵着深刻的、丰富的道家生态智慧，具有“鲜明的价值意识”。道家文化以“道”为核心，把人、生物和一切非生命物体视作一个一个相互联系、协同共生的宇宙整体，主张“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平等观、“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的生态整体观、“知常曰明”“知止不殆”的生态保护观，把人际道德从社会领域拓展和延伸至自然领域，凸显天、地、人万物平等、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智慧，为当下的生态德育提供了理论的启迪和内容的传承。道家文化注重用实际行动来践行其思想观念，倡导修德为先、尚德为荣、践德为要的道德实践原则，主张用君子修身、道法自然的修德方法，以达到行不言之教;以道德修养与道德教化为途径，倡导“以德服人”的“仁政”;以“君子节用，知足知止”的生态实践方法，倡导人们自觉保护自然资源等“修身正心”德育方法，实现由内向外、推己及人的自觉修养，使道德教育这种修身养性的个人生活方式，逐渐转变为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和谐的整体生存方式。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道家学派的生态伦理思想十分丰富，具有“鲜明的价值意识”，即价值存在于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之中，而不是西方浪漫的荒野概念、或以生态为中心的现代道德观念中。道家文化的许多思想和观念，经千百年的延续阐发，已经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古代农业文明条件下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观，以独特的视角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蕴涵着深刻的、丰富的道家生态智慧。这无疑成为当下生态德育的理论先导和实践依据。正如澳大利亚生态哲学家西尔万(R.sylvan)和贝内特(D.Bennett)指出的那样“: 道家思想是一种生态学的取向，其中蕴含着深层的生态意识，它为‘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实践基础。②”

　　一、道家文化的生态伦理智慧

　　(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平等观

　　博大精深的道家文化包含着丰富的、朴素的生态伦理思想的颗粒，积极梳理和深入研究其生态蕴涵，对我国的生态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借鉴作用。

　　我国古代发达的农业文明，促使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对人和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的体验和思考，逐步形成了“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乃是道家文化所关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凝练，也是其最高境界和根本精神。正是从此出发，道家文化从宇宙的构成和万物的起源的维度，系统地论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并且进一步从本体论和价值论的视角论述了“顺应自然，道法自然”的基本思想。

　　道家学说代表人老子在《道德经》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自然”这一重要范畴，讨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生于自然、长于自然、复归于自然，其在“自然”中存在，就如同天地万物在“自然”中存在一样，与自然有着不可分割的同一性。“道”也是以“自然”的方式存在的，是为感官所不能接触的终极实在，而天地万物与人皆由共同的终极——道所生出，二者是统一的。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它是一种先于天地存在，“先天地生”而且“为天地母”的东西;“德”是道的成果，“尊道贵物”是天人和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道法自然”归根到底是“人法自然”。① 从万物的价值本源来看，任何事物的价值都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庄子也认为：天是一种天下万物各适其所的原始生存境域，天与人本质上是融合为一的;“天”只有有了人的生存参与才成为其“天”，人也只有在“天”的原始境域中才能展示其本真生存;人的身体、禀赋、生命以及子孙都是大自然所赋予的，人既是天地之物，又与万物相依。天、地、人和物相互依存、彼此和谐，故有“人与天一也”(《庄子·山木》)、“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庄子正是以“物我同一”思想为基点，站在“道”的立场、用“道”的观点审视“人与天一”，推出其“物无贵贱”等天、地、人和物的合而为一的万物平等思想。在他心目中，世界万物皆有道性，道是万物之根本和尺度，是万物生成、变化及发展之源泉和动力。庄子以“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的观点阐明了万物平等的主张, 否定了人类有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特权，把人文关怀指向天地万物。老庄正是以这种超越一切的“道”为最高境界，以天道体悟人道，以天道推论人道，要求人类按照天道运行的自然法则去实现人与自然的合一，以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种“物我同一”的物化思想与“现代人以万物为友的意识流向相通，与现代生态伦理学建立人与自然之和谐秩序的主张相吻合”。

　　(二)“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的生态整体观

　　道家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为宗，认为人类与天地万物同源、同构、同质，没有贵贱之分，自然万物是一个生生相系的整体。老子不仅提出宇宙间“天、地、人、道”“四大”尊贵而平等，即“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第25章)，而且认为这“四大”各居其位、各尽其职，彼此作用，构成一个整体，为宇宙之生生不息共同作用。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第73章)。在老子看来，宇宙大自然就是一张天网，自然界之结构是由万事万物的相应相求、相依相附联结而成的一张生态之网，彼此牵连、环环相扣，布局严密紧致，没有错漏缺失。构成宇宙环寰的“四大”元素成为这张生态之网的“结节”，它们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形成连锁的精美之网，共同维系着宇宙大自然衍生的责任和义务。“天、地、人、道”四大元素，既彼此独立、自主自在，又相互依附，共存于同一天网之中，保持着生态整体的完善性和最大的德性。彼此间“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第10章)。那么，如何维护“天网”秩序井然地运行以彰显生态的完善性呢?老子在“道法自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道生万物”的准则，认为道是万物之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且“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天之道，犹张弓者也，高者印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故天之道，损有余而益不足”(《老子》第77章)。由于道生万物，寓于自然之网的宇宙万物才能“负阴而抱阳”，和谐共生，共同维系着自然之网的生态平衡。庄子也认为，所谓的“天”就是一个以自然为最高表征的生命共同体，是一个万物相互蕴含、不能分离的自然整体。庄子在其《庄子·齐物论》中也表达了“物我同一”思想，即“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万物相互交蕴，我中有物，物中有我，物我同一。“天地虽大，其化均一;万物虽多，其治一也”(《庄子·天地》)。只有从人与自然互为一体的视角出发，把人类与自然界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才能正确把握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三)“知常曰明”、“知止不殆”的生态保护观

　　道家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不仅仅体现“道法自然”的生态平等观以及“天网恢恢”的生态整体观，还体现在“知常曰明”、“知止不殆”的生态保护观上。在老子看来，天地万物只有保持和谐共生，宇宙才能延绵不绝、代代相传。要保持美好的自然之境，使自然万物生生不息、良序共进，作为宇宙之物的人类行为就必须从维护“万物并作”的立场出发，遵循“知常”的辩证法，认识自然、掌握规律，不肆意妄为、不胡作非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凶的恶果，保持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人类不仅要“知常”、“知和”，还要“知足”、“知止”，即认清和把握宇宙万物本身所固有的限度，适可而行，止于至善，以限制或禁止人类自身贪得无厌、竭泽而渔地对自然界进行掠夺式开发利用。“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欲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老子》第16章)为此，老子提出了一系列生态保护的措施：第一，主张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老子》第29章)的绿色消费观，要求圣人做到清静寡欲，远离奢侈的饮食，远离豪华的住宅，远离那些极端的事物，远离那些奢侈的生活。不求功名利禄，不为私欲囚困，始终保持一种“安时而处顺”、畅万物之情而适万物之性的德性，遵循常道，顺乎自然，摒弃那些过度的、夸大的、极端的行为。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不让永无止境的物质欲望来扰乱个人内心的安宁。第二，提倡生养万物而不宰杀的生态慈爱观。老子以“道生之，德畜之”(《老子》第51章)这一思想为依据，提出“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老子》第2章)。第三，反对发动战争，破坏生态环境。老子认为以兵强天下，发动战争，势必破坏生态，造成资源的浪费。这是为有道之士所不取的。第四，主张知足知止，爱护资源，确保资源用之不竭的长久之道。老子认为人类最大的祸患莫过于不知自我满足、适可而行、适可而止，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永不满足，凡事都有一个度，所以只有知足知止这种知道满足的满足，才是真正永远的满足。“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第46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44章)人类的这种贪得无厌、过分攫取某种东西的恶性必然招致重大的花费与损耗;过多地贮藏、聚天下之财尽归己有也必然招致更多的亡失。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带来危险，这样就可以保持长久。“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老子》第32章)知道适可而止，才能远离危险，避免祸患。在老子看来，“知足”和“知止”是密切相关的。“知足”含有适可而止的因素，“知止”也包有知道满足的内容。既然天地万物都有自己的限度，人的行为就应当有所“禁止”;既然人的行为应当有所“禁止”，人的欲望就应当有所满足、有所克制。

　　二、道家文化的生态德育方法

　　道家文化不仅关注宇宙与人生、人与生命、人与自然关系，形成一系列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生态思想之根;还注重用实际行动来践行这些观念，使道德教育这种修身养性的个人生活方式逐渐转变为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和谐的整体生存方式。道家文化认为，要将“道”道明白，这种“道”必定是“无”恒常(in-constant)、“不”平常(un-usual)，因此，其精髓在于以德为魂,倡导修德为先、尚德为荣、践德为要，即认识依赖于启示的经历和实践，通过人的身体的转化而融入与其他特殊身体的关系之中。

　　(一)君子修身，道法自然的修德方法，以达到行不言之教

　　道家文化倡导君子道法自然，“行不言之教”，“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认为，道是宇宙根本法则和万物存在的根据，是不可道、不可名的终极实在。道的本体通过其功能的发挥是可以用心灵去体悟。人们应效法自然无为、简朴至纯的道之真性，去进行彻底的修养，“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虽为“无为”，却不是不行动、无所作为，而是要顺应自然、应循大道，不做违反自然之事;虽为“不言”，却要求得自身的内在转化，以达到“教化”的目的;虽为教化，却又自然而然，不见其痕迹。“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即通过道德示范和道德导向的作用，唤起受教育者的道德情感，潜移默化地将教育内容内化为自己的品德。庄子也认为人生存的最高境界是达到“至德之世”。要达到这种“至德之世”，人只有把握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洞悉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自觉追求天与人相统一的“道”境;主张君子必须学习天地之德、吮吸宇宙之精华、效法自然之处事，这才是修身之道。

　　(二)以道德修养与道德教化为途径，倡导“以德服人”的“仁政”

　　在老子看来，统治者作为“万乘之主”不仅要“行不言之教”，通过自身言行表率来感染和影响民众，而且更要“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老子》第19章)。在这儿，老子将“智、义、利”纳入“道”的范畴，认为只有深刻体认“道”之内核，依道而为，才能达至“无为无不为”境界，即“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第3章)。只有有道、有德之人治理政事，才能使人“心灵开阔，生活安饱，意志柔韧，体魂强健”;才能使百姓“没有伪诈的心智、没有争盗的欲念”。“使一些自作聪明的人不敢妄为。依照无为的原则去处理世务，就没有不上轨道的。”①庄子的崇无为、尚自然，柳宗元的“顺木之天以致其性”，这些都充分展示了古人顺物之性、为我所用的生存智慧。

　　(三)“君子节用，知足知止”的生态实践方法，倡导人们自觉保护自然资源

　　道家极力主张节俭取物,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适度消费，反对浪费，主张杜绝人类的贪欲和一切过度的行为，这种生态实践上的道德规范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保护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体悟。老子提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老子》第44章)所谓“知足不辱”，就是告诫人们要节制欲望，要知足常乐才不会因贪欲而受到惩罚。“知止不殆”就是要充分考虑生态资源的承受限度，不能无节制地浪费资源;要广施“仁德”于天下，爱及昆虫草木鸟兽，不要伤害任何无辜生命，甚至提倡省己之食，以喂养鸟兽。总之，道家对于宇宙万物的态度是“常行慈心，憨济一切，放生度厄”《( 太上洞真智惫上品大诫》)。只有通过这样的生态实践，人们才能真正深悟自然之道，才能真正做到上德若谷，上善若水，化育万物。人类也只有遵循客观规律，关爱自然，以“时”而动，见“机”而行，才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才能确保“万化”永“安”。

　　三、道家文化的生态德育启示

　　道家文化的生态思想作为前人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关系中的产物，凝聚着人类在生存实践方面的经验和智慧，凝聚着人对自然和对人自身的理解，构成“以其为基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最高境界”②。道家文化蕴藏着极其宝贵的生态伦理、生态德育思想，以其深邃的大智能、独特的言语和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人的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道家文化在保护自然环境、节约资源、倡导节俭生活方式等方面提出了许多与现代生态德育基本一致的要求，如以平等的眼光、敬畏的态度善待自然万物，道法自然、物我同

　　一、众生平等、尊道贵德等思想。这些都为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索当下的生态德育提供了理论启迪、内容传承和方法借鉴。

　　(一)继承道家文化的“合理内核”——理论的启迪

　　道家文化以独特的视角关注宇宙和人生，含有丰富深刻的关于人与生命、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并且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天人合一”核心理念。“天人合一”是道家“万物齐一”的精髓，其崇尚人与自然的平等、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蕴含着丰富的德育思想和完善的德育理念。它以人类与自身生存环境一体的直觉意识为基础，“通过对流变的自然节律和生物共同体的有机秩序的体悟，具体真切地把握了人类生存与自然界的有机联系”①，描绘了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思想样本，为当代中外生态伦理学发展和有效实施生态德育提供精神养料。这些体现着道家生态伦理的高超智慧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内核、当代生态德育所塑造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有着极其明显的相似性和互通性。正如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所说：“无论如何，儒家和道家至今仍构成中国思想的背景，并且在今后很长时间仍将如此。”②

　　众所周知，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主要是建立在对工业文明的生产技术方式给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造成灾难性后果的负面价值的反思之上，建立在以生态科学等现代科学理论对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尽管它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规律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强调人与自然在生态系统中的一体性联系，但是它完全继承了西方近代科学分析的理性精神，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单纯以理性的分析整合为据，缺乏一种具体真切的经验感受和生命统一的悟性体验，不能不带有主客二分的痕迹”③。这种仅仅依靠科学理性主义思维，无法完整感知和体认人与自然的经验体验，从而更深刻地分析和把握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和谐关系。因此，必须把西方的科学理性思维与东方的形象直觉思

　　维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较好地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精神体验。在这一点上，中国道家文化的思维模式中重直觉感悟和形象思维的偏向，恰好与西方生态文化的理性分析和科学实证形成互补。正是中国道家文化的重直觉、重形象的整体思维方式，塑造、凝炼出了一种重感情、重道德的精神品质，弥补了西方生态伦理的工具理性的缺憾和偏颇，促使一些西方有识之士纷纷把研究视野转向东方，对中国的道家文化所彰显的“高尚的道德情怀、博大的生命境界”表示出浓厚的兴趣，认为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引领世界的未来。

　　(二)挖掘道家文化的“合理外核”——内容的传承

　　道家文化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提出了“自然和谐是万物之本质”、“顺应自然、无为而为的人类行动准则”、“贵己重生的生态价值和意义”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思想，从根本上消融了工具理性的根基，否定了以人类为中心的狂妄态度，强调了要以平等的眼光、慈悲的心情、敬畏的态度善待自然万物、珍爱生命。这些思想不仅构成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道德样本，更是现代生态伦理学茁壮成长的历史养分和现代生态道德教育健康发展的精神保障。尊重自然内在价值、关注自然存在合理性，帮助人们树立一种尊重自然的态度，提高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情感、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为每个人提供保护和促进生态环境的知识、态度、价值观、责任感的机会。

　　道家文化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完善的思想，提出了“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观、“知止不殆”——人与自然共存共进的发展观、“尊道贵德、至德之世”的生态道德理想、“物我同一、众生平等”的生态伦理情怀以及“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个人修养伦理观，杜绝了征服自然的野心、摒弃了消费至上的物欲主义理念，倡导以“物我同一”的生态伦理情怀，践履“万物不伤”的生态伦理精神，实践其“至德之世”的生态道德理想。这此智慧不仅为生态德育提供了无穷的思想宝藏，更为启迪和帮助现代人确立正确的发展观和提高生态道德修养，培育生态意识，提高生态素质，帮助人们培养保护生态的道德责任感，进而塑造其对自然和社会具有主动关心和高度负责的宇宙情怀和内在的精神信念，实现德育范式的全方位生态关怀。

　　(三)重视道家文化的“道德实践”——方法的借鉴

　　道家文化独特之处就在于其价值指向不是“知识论”的，而是“境界论”的。正如冯友兰所说：“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以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① 事实上，道家不仅思考人和自然环境在其中的位置，更是主张用实际行动来实现这些观念，倡导通过体验宇宙过程的自然性，来体悟和理解宇宙精神和生命之本质。道家思想以智慧为重，靠个人体悟启明，保持自知之明和自珍自贵，以达到“不言以求自身的内在转化”的道德境界，即通过“悟道”达到“得道”，从而在实践中做到“守道”。老子的“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的处世态度，是主张通过“修身”和“养性”注重道德的自觉修养，约束自身行为，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实现“自德”。

　　中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本质差异在于其修德方式的区别。西方生态伦理也重视生态道德的教化和培育，但其主张通过伦理教育由外向内的培养;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具有“修身为本”的可能性，通过效法自然、节用知止、身体力行等方法“修身正心”，实现由内向外、推己及人的自觉修养。人类只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才能自觉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道家的这些“道德实践”方法与当下生态德育正在积极倡导的主体性道德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这些德性修养的主张和方法为生态德育的方法论建设提供了积极的借鉴意义。

　　① 收稿日期：2016-07-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环境首先教育与生态文明建设互动机制研究”(6YJA710032)

　　② 转引自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2页。

　　① 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3页。

　　② 刘湘溶：《生态文明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6页。

　　①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

　　② 刘湘溶：《生态伦理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① 任俊华、刘晓华：《环境伦理的文化阐释——中国古代生态智慧探考》，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0页。

　　②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78页。

　　③ 佘正荣：《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2页。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