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作为一部史学著作，原则上要摒绝主观色彩，严谨纪实是它的使命，而司马迁笔下个性鲜明、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让数百个故去的历史风云人物，似重生般浩浩荡荡地回到读者面前。所以，我们慨叹其贯通古今，昭见未来的历史价值，而浓郁的抒情色彩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也在昭示着其文学的光辉魅力。“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这句精当评论，同时涵盖了《史记》的史学价值和文学特色，可谓是其得到文史两界认可的表现。范文澜在《文心雕龙·史传》中称司马迁“发愤著书，辞多寄托”，并指出《史记》具有“体史而义诗”的特点。
司马迁虽曾拜师于董仲舒和孑L安国，儒学思想成为其思想中枢，但其父司马谈“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自序》)，自小在父亲的培养下求知求学的他，对道家思想的接受可谓潜滋暗长，加之李陵事件的牵累，司马迁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打击，面对着残酷的社会现实，道家的清静、自然、无为的思想给予他一个灵魂的寄所。与武帝君臣相伴的司马迁，面对着武帝的好大喜功，内兴功利、外伐四夷而造成的国库亏空、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他在政治上极其向往黄老学说，不论是家学渊源，还是政治环境的驱使，抑或是个人选择，都表明司马迁与道家思想渊源笃深，他以刑余之躯撰著《史记》，文字中道家思想的痕迹若隐若现。韩兆琦先生曾说《史记》是“一道英雄人物的画廊”，清刘熙载评价“太史公文”，“策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而钱钟书也对《史记》之“抒情”作出评论：“史家追叙真人真事，必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①。可见，若从文学的角度关照《史记》，“情”便是一个重要的议题，那么，《史记》的抒情方式和内容到底在哪些方面对道家思想有所接受，本文将具体探讨。
一
文学的社会功能，一部分体现在刺讥讽谏的政治作用上，庄子学派深刻认识社会的黑暗本质，面对着传统氏族社会的土崩瓦解，以及物质文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剥削与压迫，“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庄子·盗跖》)，他毫不留情地撕破统治阶级道貌岸然的伪面具，极力抨击其吃人的本质，发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抗议，并列举了田氏代齐的例子：“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庄子·胜箧》)行仁义成为统治者对百姓的要求，而丑态百出的上层社会坏事做尽，自己却打着道德的大旗招摇过市，本是窃国大盗却扮着高贵的君主，无恶不作的盗贼却被推上道德楷模的神坛，这种对于封建社会黑暗本质的揭露是十分深刻的。而司马迁则继承了庄子讥讽事实，勇于申诉苦难的精神，揭露统治者的丑恶，展示强者的卑劣，表达对弱者的同情。《诗经》的讽喻精神深得司马迁之心，“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他认为，司马相如的赋极具讽谏价值，所以在《太史公自序》中曾言：“《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司马迁即便认为其赋靡过其实，但却挖掘出其赋中所蕴含的积极的讽谏意义。这体现的是司马迁的一种文学主张，而最能体现司马迁愤世嫉俗精神的当属他对屈原的评价，清刘熙载认为《史记》的抒情特征“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居多”，《屈原贾生列传》中称赞《离骚》日：“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文学作品不仅流于书面，更要承担着反映和讽喻社会现实的任务，从而为后代治世提供借鉴。司马迁欣赏屈原敢于直谏的精神，赞扬其“志洁”“行廉”，而对于不敢与恶势力正面交锋的宋玉、景差等人，则暗合批评之意。
老子作为道家哲学的创始人，他对于情的体认完全蕴含在论道中，他探寻道与情的联系，认为道应该不多情、不偏情，而庄子的情隐藏在看似放荡不羁、不问世事之中，走近庄子的内心，可以感受他对真情的怜惜和渴求。不少学者认为，《庄子》具有诗的特质，这就是从其抒情性角度来看的。从老子到庄子，道家学派对情之体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庄子·渔父》曾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可以说，“精诚”才是庄子情的真谛。他把热忱与深情倾注在笔下的“至人”“真人”“神人”之中，那位秒姑射山的神女，皮肤白皙若冰雪，风姿绰约似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庄子·逍遥游》)，由形到神兼备“神人”的气质，是宇宙之精华、天地之英灵。
《史记》在对传记人物的描写上，同样融人了自我的感情色彩，这里寄托着司马迁的理想和热血，对于传记人物的爱憎体现着他的道德观和审美观。这种“寓主意于客位”的表现手法，与庄子实则有着相似之处。张大可先生说：“司马迁写历史人物，往往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在饱含的激情中，带有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生活背景和个人色彩。”②他将自身的好恶褒贬之情在客观描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方法被称为“寓情于叙事之中”。司马迁对当朝皇上武帝凝聚着颇多的不满之情，却很难直言，遂将自己欲表达的情绪通过对武帝行事的叙述表现出来。武帝召见不同身份的人有着不同的表现，在召见卫皇后的弟弟卫青时，“上踞厕而视之”，而对于自己十分信赖的丞相弘燕，则“上或时不冠”，对于既少礼，又敢于直谏的汲黯，则“上不冠不见也”(《史记·汲郑列传》)。这说明武帝对人有远近之别，与直人疏，与佞人远，通过这样的叙述，表达司马迁对刘彻不满的情感态度，还有很多以类似较为隐晦的方式凸显他对帝王刻薄寡恩、好大喜功等的反对和批判。对一些人则直截了当地抒发自我的真实感受，观察壶遂、韩长孺的性格特点及行事风格，觉壶遂“深重隐厚”，确实符合世人所说的“梁多长者”(《韩长孺列传》)，对吕不韦的欺世盗名则直接加以指斥，在《孔子世家》中直接表达对孔子那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无限敬仰之情。司马迁将感情熔铸于塑造人物之中，使每一个形象都既符合客观事实，又情感饱满。在官场混迹多年，有感于举世浑浊、争权夺利，对于那些贪吏、酷吏的丑态进行极力地鞭笞，比如伪君子公孙弘，杀人如麻“至流血十余里”(《汉书·王温舒传》)的王温舒等酷吏。由于司马迁在少年壮游时亲身接触了底层社会，所以一个个社会中下层的小人物，包括刺客、游侠、商贾等地位卑微的市井小民，比如食客毛遂、屠者朱亥、监者侯赢等，他们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受到司马迁的肯定，得到他热情的赞扬。
二
代表没落阶级的老子，对压迫者深恶痛绝，对灾难深重的农民表示真切的同情，所以主张“贵柔”“无为”“不争”，而庄子也出身贫苦，所以，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具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道家思想在所产生时期的主要受众群体是底层百姓，只不过汉初政治环境的需求，加之司马迁这样个别富于前瞻陛人物的提倡，黄老思想才会成为一剂挽救社会现实的良药。陈鼓应先生于近期发表一篇文章，叫作《庄子抒情传统的后代回响》，从中不禁使我们的研究思路延宕开来，我们知道“《史记》是一座悲剧文学的高峰”③，《庄子》是诗化了的哲学，庄子的哲学饱含深情。那么《史记》与《庄子》的悲剧意识到底有何异同之处，我们来具体探讨。
首先，我们从怀乡情结看起。庄子云：“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庄子·徐无鬼》)还有“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比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远矣!”(《庄子·山木》)望旧国旧都的一草一木，都能令其涕泪交纵，一个远离家乡和亲人的游子，一种对于乡情思念的细腻体悟。德国诗人诺瓦利斯说：“哲学就是怀着永恒的乡愁寻找精神家园。”④一些学者将《庄子》视为“诗史之源”⑤，主要指向它诗之魂的内涵，是诗便少不了那丝哀艳的情。韦勒克、沃伦说过：“历史上确曾有过哲学与诗之间真正合作的情形，但这种合作只有在既是诗人又是思想家的人那里才可以找到。”⑥是庄子让哲学有了情感和生命力。
再看《史记》中高祖还乡这一情节。《史记评林》中曾引用南宋魏了翁对于《高祖本纪》的评论：“后世为史者，但云‘还沛置酒，召故人乐饮极欢’足矣。看他发沛中儿，教歌，至酒酣击筑，歌呼起舞，反转泣下，缕缕不绝。古今文字淋漓尽致，言笑有情，安可及此!”从这段评论中不难看出，司马迁对高祖还乡这一情节的描写实则饱含深沉的人情味，甚至已经超出了一部史书所应该纪实的范围。对于乡情的重视，不论庄子还是司马迁，着实表现的是一种对人生和生命的珍视和热爱。
既然都重“情”，那么两者中主导的感情色调乃一“悲”字也。有人说，庄子是出世的，实际上他于颓境之中选择游世的精神，饱含沉痛的意味。庄子从苦难中走来，这具有现实主义的根源，所谓的“逍遥”也是一种以出世的精神选择的人世方式。尼采认为悲剧表现的是一种壮阔深邃的生命力。这无疑表现了中外文化形态中的某些相似之处，其实“悲”情表现的是对生命的热爱和眷恋，是悲天悯人的情怀，“司马迁寓于传记人物中的感情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但从整个传记来看，清楚地看到了有一种主导的感情，这便是悲愤之情”⑦。
那么，这种“悲情”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处世之悲。《庄子·德充符》中有一句形容人们生活处于极端险境的，叫作“游于羿之毂中”，道出了知识分子处境的穷凶极恶。庄子眼中“羿之毂中”似一个命定的归宿，所以“游”就是逃离险恶之地的一种方式。“庄子所处的社会环境很像存在主义者在经历了世界大战的普遍灾难感所描绘的人类‘极端情境”’⑧，所以，庄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处于“极端情境”时的反应会更加强烈，“‘悲剧意识’便是在这种极端的境况下产生的”⑨。自韩兆琦先生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2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司马迁的审美观》后，《史记》的悲剧性课题自此被拈出。晚清刘鹗有一段颇为经典的表述：“《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回溯历史的长河，每个时代杰出的巨作都是作家们“哭泣”的结果，他们通过一部作品、一种文体、一个媒介去表达对世情和人情的悲悯情怀，庄子和司马迁都在列。
三
同样都是“悲”情，那么两者的差异之处为何呢?
司马迁笔下众多的悲剧人物，使《史记》的悲剧气氛犹为浓烈。但由此判定司马迁的思想感情以悲观为主，恐怕并不确切。可以说《史记》虽悲情，但并不悲观。韩兆琦先生说：“我们从《史记》中读到的不是无所作为的哀叹，而是为壮丽事业而勇敢奋斗的豪歌;不是一蹶不振的颓丧，而是百折不挠、无所畏惧的进取;不是失败的感伤，而是一种胜利成功的快慰，是一种道德上获得满足的欢心。它不仅仅激发了人们对悲剧英雄人物的同情，更重要的是能召唤人们向这些英雄人物学习，像他们那样，为着远大的理想、崇高的目标而生活、奋斗，乃至献身。”⑩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悲壮落幕，无限惋惜之情谱出了一曲曲英雄悲歌，同时呐喊、控诉，一股顽强的抗争精神油然而起，这是《史记》与《庄子》的迥异之处。《庄子》所散发出来的一种强烈的厌世情绪，“今世殊死者死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庄子·在宥》)，这是“流血百里”干戈难止的战国时代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庄子这样的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矛盾渐深，能者便“自掊击于世俗者”，而弱者只能选择曲折前行的态度，“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最后只能发出“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庄子·人间世》)的无奈感慨。所以，《庄子》没有《史记》的抗争意识，英雄人物也被消解掉了，激情饱满的阳刚之气被洒脱恬静的阴柔之美所取代，主张从现世的苦难中寻求一种精神解脱，以审美心胸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他说：“悲乐者，道之邪;喜怒者，道之过;好恶者，心之失。”(《庄子·刻意》)喜怒哀乐都是“德之邪”，而那些神人至人可以超越悲喜爱憎，“乘云起，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齐物论》)达到如此神话般难以企及的境地，自然也就无所谓尘世的得失悲喜了，这是庄子式的悲剧意识。当司马迁遭遇李陵事件的飞来横祸时，悲愤地喟叹：“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太史公自序》)悲痛之情溢于言表，看似是在谴责自身，实则抒发的是对统治阶层的不满，对不公世道的愤恨。在写到伯夷“积行洁行”却落得“饿死”(《伯夷列传》)的悲惨下场时，怜及自身，深受触动，再一次激发了他对不公世道的倾诉。在《太史公自序》中曾喟叹：“《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抛开这句议论与史实的矛盾之处，从司
马迁所要表达的情绪来看，满腔的愤怒以及与不公的现世抗争的激情已经跃然纸上了。其实，整部《史记》就是司马迁的抗争史。司马迁除了抗争，他的悲情意识另一个超越性表现是对待悲剧故事十分理性，不论正面还是反面的人物，他都不作绝对化的评论，而是能给予客观评价。悲剧心理学这样讲，一个单纯的恶有恶报的故事情节无法让观者彻底获得审美享受，如果一个恶人同时“拥有许许多多的伟大地方”，人们“在他的错误和毁灭中清楚地意识到人类天性的各种可能的东西”⑩，那么这种悲剧人物的塑造才是成功的。司马迁对于李斯的评价即是如此，强烈指斥其“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等一系列行为，但对于他“辅始皇，卒成帝业”，司马迁认为“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当李斯“腰斩咸阳市”之时，对其子说了一番话，然后“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列传》)，想来如果司马迁将李斯视为十恶不赦的奸臣，那么何来这充满悲剧色彩的温情一幕呢?李斯这样的悲剧人物渗透着司马迁多重的情绪，同样，他歌颂正面人物的同时，也不会掩盖他们身上的缺点。面惋惜项羽兵败垓下，自刎乌江，一面批判“天之亡我”的谬言，历史人物在司马迁的笔下没有被脸谱化，都是有血有肉的个体，没有神仙圣人般的超凡脱俗，都真实可感。
在寻求解决现世的苦难之法上，《史记》和《庄子》实则一刚一柔，司马迁虽“悲”，但不沉迷，但两者都已经从“悲”这个单纯的层面跳出来，均已经完成了对悲剧世界的超越，他们都能为自己悲哀的心绪找到一个安顿之所，这种寻求缓解苦难之法的意识，对后世文人产生了积极影响，无论世情有多险恶，都能努力化险为夷，找到一条扭转悲伤之境的坦途。
①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6页。
②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16页。
( 陈曦《史记与周汉文化的探索》[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0页。
( 鲍鹏山《寂寞圣哲》f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127页。
⑤孙明君《(庄子)与中国诗史之源》叨，《清华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⑥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9页。
⑦ 杨树增《史记艺术研究》f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页。
⑧⑨ 陈鼓应《老庄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28页，第417页。
⑩ 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⑧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7—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