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新时代，更应该为天下苍生、为世界平安而学
阳明心学，作为治世、致用之学，在中国、在东亚曾经被冷落了相当长的时间。
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所幸的是自己文化的血脉未绝，坚守传统美德的中国人民大有所在，况且领导中国走向富强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引导全国各族人民恢复并增强文化自信、自觉的力量，于是王阳明又显现了他那伟岸的身影，东亚上空又传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
阳明之学的弘扬，现在正当其时。尤其是对东亚几国来说，把积存或沉睡在个人和集体记忆中的“良知”唤醒，是解决当前种种家庭的、社会的、国际的风险和危机不可或缺的课题。我们提倡对阳明心学要“真学”，是指不是为任何与名利相关的目的而学，当然也就不为装点门面而学，而是为了自己精神——心灵的升华而学，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身处于新时代，更应该为天下苍生、为世界平安而学。
“真学”与“实修”本是一体，那就是要自觉地“在事上磨”，就是并非在书斋里学，而是要迎难而上，本着良知做前人所未做，经前人所未经。人生何处无坎坷?身体、环境，事业、家庭……每遇一事，无论顺逆，对己都是磨砺，也都是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机会。其中关键是要做个“有心人”，时时“反诸己”。
“反诸己”，就是动中静。遇事、遇挫，即使挨过，如果无心，也难得修己而长进。所谓“有心人”，即辨人己之善恶、是非;辨分善恶与是非的标准，就是良知，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仁之端”，也就是符合不符合恻隐、羞恶、恭敬之心。阳明以孟子的“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一语，立起“致良知”的大旗，让人们在生活道路上有所遵循，有所鞭策，有所追求，从而活得踏实、心安。其理论的前提，一是人人莫不自知己心之善恶、是非;二是能够“致”其良知于家国人伦、日用万事、“尊德性而道问学”之中;三是用功积累，日复一日，逐渐回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的本性、本能上来，从此无显、无讳，不揜(yǎn)、不饰，养得一身正气，无戚戚而坦荡荡。
话语形式的转换，其核心和实质是对思维方式的调整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每当历史的轨迹由于复杂的原因出现转折的时候，语言就会发生与之相应的变化，原因之一是，语言是反映现实、反映人们思维的内容和方式。在我们熟知的过往中，宋儒在构建理学体系时大量使用了当时的口语，应属于汉语的一次巨大变革;“五四”运动时期，兴起新文化，文言文迅速退出文坛和社会生活，助推了时代的转变，与此同时，西方语言对汉语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也带来语言(特别是词汇)的不小变化，虽不及上述两次演变之大，但是也不可忽视。现在，在基础教育普及、现代文化多样、古代传统遗忘、良知亟待唤醒、对外交流频繁的环境中，阳明心学的弘扬和发展，同样遇到了语言问题——我称之为话语形式和思维方式转换问题。
话语形式的转换，并不限于古语(对许多人来说，这个“古语”包括了宋、明、清的语言)的准确理解和翻译、词语通于俗而且入时，其核心和实质是对思维方式的调整，其中包括了大众观察事物和接受理论时从个体到整体、从具体到抽象、下而上上而下，以及正向逆向思维的习惯。
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阳明学说的对内普及、对外介绍的障碍之一，就在于此。对内对外又有所不同：对内，面对各行业、各阶层时，应该重在求听者一听就懂，印象深刻，引发联想、反思和践履;若不如此，而是“照本宣科”、学术话语过多、过深，或讲述重在字面，都将事倍功半;对外，则还有一个双方信仰、概念、伦理的差异对比以及双方思维习惯走向“中和”的问题。克服话语形式和思维方式所造成的障碍，说穿了，就是一个努力做到对对方信仰、概念、思维、表达习惯了然于心，并且怀着尊重文化多样性、理解对方情怀的心态。举例说，姑且不论孔、孟、程、朱以及释、道二家的经典，即使对今人而言，语言相当浅显的王阳明遗著遗言似乎也当如此小心对待。阳明学的出现距今不过四五百年，但是在其“简约而白，形象而透”的明代语言背后，矗立着自孔孟以来历代杰出思想的遗教，如果仅就字面而解，也还会有许多隔膜、难以理会之处，即使懂得了字句，也未必一触即通。例如，他说“道，一而已。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释氏之所以为释，老氏之所以为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宁有二乎?”对于今之学子，这几句话可一睹而明，但是恐怕还是需要以今天的知识和语言做个简约剖析的为好。
此外，还有一些时常被人们忘记、但却急需崇高思想润溉的人群，例如关押在监狱、拘留所等触犯法律的在押人员，以及社会上的流浪人员等，如果他们能够受到阳明事迹和思想的感染，从而“立志”而奋进，社会就会有相当多的消极力量(负能量)转化为积极力量(正能量)，而阳明心学和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播也将从中受到鼓舞和启发：这会催促学界和热心人士把话语转换的功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我们的话语连社会“边缘”的人都可以接受，从而回头、反己，走上明善恶、知是非、洗心革面之路，那么对于过着正常生活的人们，阳明心学岂不具有更大的威力?
当然阳明心学并非探索人生和宇宙真理的终极点。如果王阳明的思想不和新时代精神相结合，就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最大作用。人类和万事万物的未来，总是在过去和现在的基础上继续创新的结果。
目前阳明学所最需要的，是使之国际化、时代化、大众化，下学而上达
阳明之学的演进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所有传统文化不可回避的问题。
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化对王阳明及其思想的研究。阳明学既然曾经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盛行过，自然就有过精心、深入的研究，前人与时哲的贡献为阳明学在新时代的再度兴盛奠定了基础。目前阳明学所最需要的，是要以今日学人的胸怀、视角、“工具”，根据当下的社会状况进行研究，以使之国际化、时代化、大众化，下学而上达。为此，首先要继续加强基础研究，从版本、训诂、王阳明生平事迹到他生活于其中的历史社会环境，尽可能更准确地理解他的思想精髓，以及他多年议论之所由发。与之同等重要的，是理论方面的研究，包括从形而上进行究底、统摄的研究。这对于创造阳明学的新高峰至关重要。
阳明心学的创新，需要一个回顾先哲的社会环境和从物质到舆论场的条件，这些已基本具备;所缺的，是需要有一定规模的、具有一定功底和悟性的年轻团队以及有别于既往的路径和方法，这些恐怕还需要一些时日才能补备。
阳明学既需要纵向的探究，也需要横向地丰富之，考察之。所谓纵向，是因为我们今天所反刍、提倡的传统文化，乃是五千年中华土壤上绽开的花，而王阳明则是这土壤里最容易为人所知、所明的营养基。由此，可以引出这样一个问题需要回答：阳明心学是怎样在“前孔孟时期”直到二程、朱陆的传承中成长的?又与新时代、新理论、新思想有着怎样的血脉相通的关系?所谓横向的研究，是指阳明学需要与宗教学、自然科学做深入的交流，进而相融。21世纪社会的知识及其结构早已大异于500年前的帝制时代。由于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人们，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遇事总要问个“为什么”，也就是要寻究该事在科学上(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有什么根据。另一方面，现代自然科学不断获得新的进展，并在其成果的基础上又提出新的假设，而其中有些得到反复验证的现象，无意中却与古代贤哲通过体验、观察和仰望星空的冥想暗合。如果我们不把不同学科，特别是鸿沟横亘于其间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就难以在21世纪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
阳明心学的普及和弘扬开始在许多地方活跃起来了。我们再次就这一富有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事业进行研讨，唯望今日之所议将对新时代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征程中有所奉献。
(作者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