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道教自产生就与名山结下了不解之缘。道教名山往往关联着许多民间传说和奇闻趣事，包含着丰富的道教文化，吸引过无数的文人雅士前来观光游览。记述道教名山沿革、古迹、人物、风俗的书籍称为道教山志，它是道教名山人文魅力的载体和传播者。

　　记述宫观飞仙

　　道教山志可视为地方志的支流，属史部地理类。其源头可追溯至《山海经》，南朝宋道士徐灵期《南岳记》(已佚)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山志。中唐道士李冲昭《南岳小录》、李归一《王屋山志》、卢鸿一《嵩山记》、晚唐五代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等志书则是唐代道教山志的典型代表。这些道教山志大多篇幅短小，着重记述宫观与成仙飞升之事。宋、元、明、清四代是道教山志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数量多，地域广，而且志体完备，内容丰富，可谓盛况空前。明《道藏》存宫观山志30余种，《藏外道书》收明以后山志20余种，《中国道观志丛刊》收历代宫观山志50种，《中国道观志丛刊续编》收录45种。除去重复，诸书所收当在百种以上。

　　道教山志作为道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但其编纂者往往是久负文名、学养深厚的道士或隐士，也不乏文人士大夫参与其中。加之志书旁征博引，收录了许多文学作品，既汇集整合本山高道所作诗文碑刻，又搜索网罗历代文人墨客的题咏吟唱。因此，道教山志也呈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辑佚总集别集

　　道教山志中部分文献来源于宫观所藏墨迹、名人题壁之作及石刻碑记，其中不少文献为其他总集、别集所阙载，可作辑佚之用。例如，道教山志所收宋人诗歌，相当一部分未被《全宋诗》载入，如陈田夫《南岳总胜集》中的张佐尧《题衡岳观》、曹希蕴《题谢先生白云庵》、李思聪《咏光天观》;谢希桢《华盖山志》中的乐史《登华盖山》;李榕荫《华岳志》中的宋太宗《诏华山处士陈抟》《复召陈抟》及《赠华山陈希夷》;董天工《武夷山志》中的黄希旦《宴仙坛》、林栗《武夷纪游》、叶采《游武夷》;宋广业《罗浮山志会编》中的陈尧佐《孤青观二首》及《题中阁二首》、祖无择《游罗浮》及《罗浮山行》等诗。

　　宋末元初邓牧《洞霄图志》引用了大量方志、诗文、金石碑刻等文献资料，部分文献仅靠该书得以流传，因此，可以利用该书对其他文献进行辑佚。其中所收宋孝宗赵眘《古涧松》和南宋道士朱真静《题大涤山驯虎岩壁间诗》，即为《全宋诗》和《全宋诗订补》所遗。南宋道士陆维之《酹江月》(远山一带)则为《全宋词》所未收。宋代徽宗、高宗、宁宗、理宗、度宗的数篇“制”和“敕”均可补《全宋文》。沈多福《洞霄图志序》和李洧孙《洞霄图志后记》也不见于《全元文》。《茅山志》卷十五中的赵孟頫《上清传真图序》一文，不见于《松雪斋集》及今人整理之赵孟頫集。清初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三曾言：“三百年来，此辈(宦官)善诗文者盖寡。予为搜访，仅得六人焉。此外若杨友、吕宪、戴义、李学辈，虽间有诗句流传，多不成章。虽欲广之，而未得也。”朱氏晚年曾勤力搜访明代宦官的诗作，仅得龚辇、张瑄、傅伦、王翱、张维、孙隆六人的八首诗，而在明代武当山志中保留的扶安、龚辇、吕宪、戴义、李学五位宦官题咏武当山的诗作均为朱彝尊所未见。吴宗慈《庐山志》收录二千余首诗，其中，唐代杨载、江为、裴谟的数首庐山诗，为《全唐诗》失收;近代同光体代表人物陈三立早年来庐山所作诗二十一首，也未见收于其《散原精舍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