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在我国道教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先秦时，老子入关撰《道德经》 五千言，为道教思想之肇始;秦汉之际，大批著名方士活跃于长安终南山与华山之间;至魏晋，汉中天师道教众北迁，定居三辅，道教信仰遂流寓于关中民间;隋唐间，终南山楼观道派受到唐皇室崇奉，一时高道云集，影响遍及朝野;金元时代的全真道，发源于陕西，风行于全国。从古到今，陕西一直是道教活动的核心区域，因此留存下大量宝贵的道教石刻。

　　汉代画像石艺术与黄老道、方仙道

　　“方仙道”的渊源很早，《史记·封禅书》称宗毋忘、正伯侨、羡门子高等人“为方仙道，形皆销化，依于鬼神之事”。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对各种成仙不死道术的重视以及私相传授、独立行道。秦汉之际，大批方仙道由民间步入宫廷，成为皇帝的座上客，关中地区遂成为方仙道活动的中心区域。如秦始皇时期的卢生、韩终、侯公、石生，汉武帝时的李少君、公孙卿等，都是深受皇室宠幸的方士。这些方士的活动使得方仙道的神仙方术在陕西绵绵不绝，得以延续。

　　与方仙道以个人性宗教行为为基础不同，西汉年间的黄老道则是以集体性宗教行为为基础而形成的。《太平经》在长安地区的流传，是黄老道教团在这一地区出现的表征。这一早期群众性宗教活动把西王母作为崇拜中心。而此时，陕西的汉画像石的内容也围绕着“主神”西王母逐渐形成了一个“仙界”系统。汉画像石中西王母神像的周围常常雕绘着玉兔、三青鸟、九尾狐、蟾蜍等多种西王母侍属的神异瑞兽，西王母则端坐于神树之上或门阙之内，门阙上多配以朱雀、玄武、独角神兽。而汉画像石中的羽人、神树、日中乌、兔捣药等神仙长生的宗教图像则与当时方仙道神仙思想的流行有很大关系。

　　汉中城固的《仙人唐公房之碑》是陕西现存最早的道教碑刻。此碑1970年移藏至西安碑林博物馆。碑的两面均为隶书，碑文记述了西汉王莽居摄二年(公元7年)，城固人唐公房，时为郡吏，学道成仙，得其师李八百灵丹。“于是，乃以药涂屋柱、饮牛马六畜。须臾，有大风玄云来迎公房、妻子，屋宅、六畜，倏然与俱去。”这便是后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典故。

　　北魏至隋唐时期的道教造像碑

　　造像碑是公元5、6世纪流行于我国北方地区的一种特殊的宗教文化遗存。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条件下，人们把印度的佛教石窟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相结合，以家族或结邑的宗教组织方式集资，建造出这种本土特有的宗教艺术形式。目前，我国现存的造像碑大多发现于北方地区，主要集中在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省。陕西关中渭河两岸是遗存造像碑最多的地区。我国早期的道教艺术资料发现甚少，但在陕西地区发现的北朝至隋代道教、佛道混合造像碑多达五六十通，占目前全国已知同类的80%以上，这与北朝时期陕西地区新天师道与楼观道的盛行不无关系。也因此，陕西地区这批涉及道教图像的造像碑在我国早期道教艺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如《魏文朗佛道造像碑》是国内目前所见最早的北魏造像碑石;《姚伯多道教造像碑》书法劲健有力，刀法古朴浑厚，造像亦甚为奇特，历来被称为北魏造像碑之“三绝”;《锜石珍道教造像碑》文图并茂，碑中的六齿象、金蟾、乌鸟、蹲兽、雉鸡、倒立人等，反映了当时的宗教意识、民族生活、社会文化等方面内容。

　　造像碑是汉魏以来的石刻艺术与外来的佛教艺术相结合的宗教艺术品，它的很多技法和内涵都直接渊源于汉代兴盛的画像石艺术。与佛教造像碑相比，陕西的这批道教造像碑在思想内涵和雕刻技法上都更加明显地展现了与汉画像石的承继关系。以出土于陕西耀县的《吴洪标道教造像碑》为例，此碑颇有汉画像石的遗风，其中双龙、日中乌、月中蟾兔、飞鸟、羽人这些图像都是在汉画像石中经常出现，用以表现升仙与长生的寓意。

　　唐代老子造像与宫观人物碑志

　　老子在西汉及其以前基本上是被人作为古时圣贤来供奉的，其形象多可见于汉画像石图像“孔子见老子”中。东汉时期，五斗米教奉老子为教主，开始了神化老子的历程，但那时并不注重老子形象的塑造。魏晋南北朝时期，受佛教造像影响，寇谦之的新天师道和楼观道都奉老子为教主，开始建造老子神像，老子的身份完全由圣贤转化为天神之主。有唐一代，皇室追认老子为其祖先，称自己为“神仙之苗裔”，尊祀老子为圣祖玄元皇帝，开始大肆进行崇奉老子的尊道造像活动。玄宗时，制作玄元皇帝神像分布天下，加以供奉。玄宗还集全国之力，在都城长安集中全国一流的工匠建造道像，极大地促进了道教艺术的发展。在长安的太清宫，玄宗特意请来西域造像名家元伽儿，用太白山的白玉石雕刻玄元老君像，旁雕唐玄宗皇帝作为侍奉。天宝七载(公元748年)，元伽儿还为骊山华清宫朝元阁降圣观造白玉老君像。1963年，老君像作为唐代石雕中的珍品，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馆。老子造像经过唐代名师相匠的不断追求，艺术水平显著提高，对后世道教艺术的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由于老子在唐代被统治者赋予了天神、祖先与圣贤的三重身份，致使唐代长安在老子造像上表现出与其他造像不同的特点。不像其他老子像显示出头部比例略大的比例关系，骊山老子像基本上依照人体比例的关系，和谐适中、自然真实，体现了造像与供奉者的心理尺度，更加强调了老子皇室祖先和圣贤的身份。老子造像在魏晋南北朝时己经具有一定特征，冠发着袍、面形清秀，有须，下着裙，在胸部用带系住，通常手执尘尾或扇。到了唐代，老子造像保留了前代的一些特征，但在造像的构图模式、姿态、脸形等方面都产生很大变化，这些特征最终在宋代完全确立。

　　这一时期，长安道教发展达到鼎盛，道教宫观制度日益成熟，因此也就出现了大批宫观人物碑志，如《大唐回元观钟楼铭并序》《大唐宗圣观记》《牛弘满墓志》《金仙公主墓志》等。

　　金元全真道碑刻

　　元朝时期，发源于陕西的全真道得到了统治者的崇奉，风行于我国北方地区。陕西省户县的重阳宫作为全真道祖师王重阳修炼成道之地，更是被朝廷褒封为“大重阳万寿宫”。极盛时，道士达万人，宫观规模为全国道观之冠。这一时期，众多高道在重阳宫修炼、弘道，直至仙逝，留下了大量的道行碑、兴建碑与皇室敕封碑。这些碑铭文墨多出于金元朝野道俗名流之手笔，为后世学术思想界和书法艺术爱好者所关注。如金源璹《全真教祖碑》，碑文详述王重阳之道行。书法方面，重阳宫碑刻中首推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所书《大元敕藏御服之碑》和《孙真人道行碑》。此二碑为赵孟頫中年以后所书，笔法有圆腴之美，已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此外，《蒙汉文合刻令旨碑》碑额用八思巴文阴刻，正文用蒙古楷书畏兀儿字和汉字两种文字书写，其对于研究蒙古文字、语言的发展变化有着重要的价值。

　　离重阳宫不远的楼观台相传为老子说经之处，是我国道教最早的宫观。楼观台现存金元时期全真道碑石十余通。如《大元重修古楼观宗圣宫记》是全真道住持楼观后最早且最为详实的文献。还有刻于元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的《楼观先师传碑》，碑文记载了自老子至元代楼观道教各宗派中35名著名高道的修道事迹，为楼观道及宗圣宫的发展历史提供了文字资料。

　　入明以后，全真道不受统治者重视，丧失了上层发展空间。因此明清以后，陕西全真道碑石分布虽然广泛，但就其艺术价值与文献价值来看，已鲜有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