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天地》篇以后，“外篇”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产生了全篇的整体性更为突出，并因与《老子》思想相汇融而以绝圣弃知、绝仁弃义为其论旨的《骈拇》等三篇文章。一是出现继续阐述无为观，以无为整合有为的两篇文章《天道》与《天运》。前者是整合论的代表。后者对于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以及儒家所乐道的先王之道、周召之迹的否定，所坚持的仍然是《在宥》篇所说“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的主张，不过，却是从自然社会的变动性以及生命形式的多样性的角度来对这一主张加以论证的。因此，《天运》篇在“变动”论的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天道》篇的深入。此外，《天运》篇中仍然有《天道》篇以道家思想整合儒家与法家思想的“稀薄”的回响。还值得提及的是，《天道》篇中轮扁斲轮的寓言，在成为《天道》篇终点的同时，同时也就成了《天运》篇的起点。

　　《天道》篇所曰“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句，衍生出《刻意》以下论述士人如何行为处世养生的一脉文章，也就是说，从“无为”观出发，“外篇”派生出了另一个系列的文章。这个系列的文章得以产生，还同稷下道家学派的影响有关，随着这种影响之增强，这一系列的文章也就愈益有了自身的独特性。这一系列文章的产生时间应该较晚一些，至少在《天道》篇之后，才有可能。

　　有一个问题的讨论，对于理解“外篇”的整体安排是有益的，就是应该放置在首篇的《在宥》篇为何被编集整理者放置在第四篇的位置上呢?这同羼入《在宥》篇的末段密切相关。此段兼说本末，综合无为与有为，其实质是欲以庄子学派的思想整合儒家思想，而其对于“君道”与“臣道”的区分，以无为属君主的观点，正与《天道》篇相一致，而《天道》篇的整合论又是源之于《天地》篇以道来笼罩各项事物的意旨的。以故，编集者将本篇放置于此，既可以因本篇在主旨与用语上的相同，而上联《骈拇》《马蹄》《胠箧》三篇，又可以下启《天地》《天道》《天运》三篇。但是，这一排列却易使人们丧失认识本篇与《骈拇》等三篇之先后关系的可能。

　　当然，我们反过来也可以说，上述羼入的末段之所以置于《在宥》之末，正是因为编集者认为，以此段文字，可以将《在宥》篇与《天地》以下诸篇更为明确地联系起来，当然，这也就造成了此段与《在宥》整篇意旨的扞格。

　　编集整理者将《在宥》篇放在第四篇的此种排序，使得整个“外篇”自然形成了从《骈拇》到《在宥》，从《在宥》到《天运》，以及《刻意》以下这样三个块团。可以看出，编集整理者，是有意识地对“外篇”十五篇做出了归类的，并非如王夫之所说，“外篇”“踳驳而不续……杂辑以成书”。“外篇”的篇次也并非如胡远濬所说：“殊不可寻。”

　　虽然在总体结构上，“外篇”形成了三个块团，但三者间往往又有着论旨上的相互交织关系。比如，非斥仁义、讥嘲圣人的话头，在第二个系列的文章中也都存在。《天运》篇中就有着排摈仁义的十分响亮的“音调”，从而使此篇成为以《在宥》篇为开端的两组文章的一个绾结。而属于第三系列的《缮性》篇则显示了比《天道》篇以无为全面地整合有为更为深入的一种意向：以庄子学派的观念从内涵上来改造儒家的核心概念，使之《庄》学化。也属于第三系列的《秋水》篇，从一个新的角度，即生命之理的角度，重申了无为观，从而将无为观从一种政治论变为一种个体的行为论。《至乐》篇则承续了《秋水》篇，专意从人生观的角度，来论述人应以无为处世。这是第二、第三系列的文章的交织。

　　当然，“外篇”中也有逸出上述三个系列的文章，比如上面说到的《秋水》篇是《庄》书中认识论内容最多的一篇，虽然这部分内容也是为论证人的行为方式服务的，但其广度与深度毕竟使之有了独立的价值，而逸出了上述三个系列的内容。“外篇”的末两篇——《田子方》《知北游》的论旨则已然带有向着“杂篇”过渡的特点。

　　从学派之间的关系上说，“外篇”思想观念的发展处于这样的一个坐标上：一是对另外两个道家学派——《老子》学派与稷下道家学派思想观念的吸收，二是对儒家思想，既加以抨击，又欲以庄子学派自身的观念对之加整合与改造。“外篇”对另外两个道家学派的思想观念的吸收比较顺利，而对儒家思想的加以整合的意图则未能成功，而欲对其加以改造的尝试则只能以失败而中止。因此，“外篇”的思想观念，主要是由庄子学派自身观念的发展，并与其他两个道家学派思想观念相汇融而形成。这既使庄子学派的思想观念得以丰富，同时也使其思想观念发生了“移位”。不过，值得强调的是，在“外篇”中，庄子学派思想观念的独特性仍然是很鲜明的。

　　从“外篇”三个系列现有各篇的序次上说，前后篇之间，或渐次深化，或相因相生。而在《山木》篇中，对礼义的排斥、无为而治与存身处世，“外篇”中的这三大主题就汇合了。

　　要之，“外篇”的序次是经过精心安排的，虽然从“外篇”思想观念发展的内在逻辑上说，这一安排并非完全正确。从理论观念上说：非斥仁义是“外篇”的底色;而无为观是“外篇”中最重要也是最中心的观念;气论的增强则导致了生死观、通同观发生了质的变化，并使大化观到达了其理论的终点，这三项是“外篇”中所发生的最大的理论变化。

　　(作者：王锺陵，系苏州大学东吴国学院教授、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