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真宫位于山东青州弥河镇上院村[1]，历代方志多有提及。嘉靖《青州府志》言：临朐“修真宫，在县北十里。”嘉靖《临朐县志》言：“修真宫，在县北十里。”康熙《临朐县志》言：“修真宫，在养老院，离县十五里。”光绪《临朐县志》言：“修真宫，在县北十里养老院。”虽然嘉靖《青州府志》与历代《临朐县志》对修真宫皆有提及，但大多语焉不详。单凭方志资料，很难对修真宫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但现存碑刻为解读修真宫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修真宫现存古碑十六块。其中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詹氏墓志》、清嘉庆十九(1813)《创修卧龙桥记碑》、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临朐县丞吴复金题“鲸音”二字刻石，与道教无太大的关联。除此之外，还有一块残碑因文字漫漶而无法辨认。剩余十二块碑，虽亦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但残存文字尚能辨认，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修真宫的信息。这十二块碑为：1、古碑残片[2];2、螭首龟蚨[3];3、《明正德八年重修碑》;4、《明万历十六年重修碑》;5、《明万历三十三年重修碑》[4];6、《明末重修碑》[5];7、《清康熙四十年重妆修真宫三清神像记碑》;8、《清康熙五十二年重修碑》[6];9、《清乾隆九年重修碑》;10、《清嘉庆十二年重修玉皇殿序碑》;11、《清嘉庆十二年信女题名碑》[7];12、《清光绪二十七年重修碑》。下面将以上述碑刻与相关方志为主要史料，对修真宫的创建时间、宗派归属与历史兴衰加以考察。
一、创建时间
对于修真宫的创建时间，早在明代就已不可考。修真宫现存四块明碑在谈及其始创时间时，皆含糊其词。《明正德八年重修碑》言：“神宫之所，不知起于何时，建于何代。”《明万历十六年重修碑》称修真宫“不知建自何代”。《明万历三十三年重修碑》言：“其秦松汉柏，古碣龙碑，盖不知建于何时。”《明末重修碑》言：“其始创不可考。”但明清两代临朐方志，对于修真宫的创建时间却有记载。光绪《临朐县志》认为修真宫创建于宋代，其言：“修真宫，在县北十里养老院，宋建，元时修。”嘉靖《临朐县志》认为修真宫创建于元代，其言：“修真宫，在县北十里，元时建。”显然，现存方志资料对于修真宫的创建时间主要有两种观点，即宋代说与元代说。由于方志资料讹误很多，且各种方志又存在矛盾，因此，要弄清修真宫到底创建于宋代还是元代，必须经过一番详细的考证。
修真宫内现存魏国升撰《清嘉庆十二年重修玉皇殿序碑》言：“养老院庄西有观曰修真宫……余弱冠时，受业于锡侯聂夫子，暇则世兄西园公华翰偕余游之。读其碑，知元奉勅重修，明衡府捐银重修，其曰肇自炎宋，盖传语也。”显然，魏国升认为修真宫始创于宋代之说只是“传语”，并非事实。魏国升生存于清乾隆、嘉庆年间，当时修真宫碑刻尚未遭到破坏，而且从其言“读其碑，知元奉勅重修”来看，他显然读了修真宫当时存在的碑刻，而他仍然认为修真宫“肇自炎宋”乃“传语”，这说明修真宫当时所存碑刻中，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创建于宋代。在现存所有史料中，只有清光绪《临朐县志》认为修真宫创建于宋代，以往的史料并没有修真宫创建于宋代的说法。这说明在清光绪以前，一般认为修真宫创建于元代，而不是宋代。清光绪《临朐县志》关于修真宫创建于宋代的说法很可能来源于当地传说。在我们到修真宫收集碑刻的时候，就曾听到过许多与修真宫相关的传说，这些传说在当地百姓中世代流传，一直流传到现在。而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传说便是关于宋太祖赵匡胤的。据称，赵匡胤打天下的时候曾受伤逃至此地，被当地一位村姑所救，在养伤过程中，与村姑产生感情，从而演绎了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还有实物证据，即“龙牌”，当地百姓称“龙牌”为“万岁牌位”，据说这个“万岁牌位”就是赵匡胤的牌位。这个牌位一直供奉于修真宫之内，《清乾隆九年重修碑》言：“视殿宇，观神像，谒龙牌。”其中所言之“龙牌”即此。上院村稍微年长一些的村民都曾亲眼见过这个牌位，至今还能明确说出它的尺寸大小。20世纪50年代，“龙牌”被上院村村民毁坏。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故事，又正是因为“万岁牌位”供奉于修真宫内，所以，当地村民一直传言修真宫始建于宋代。清光绪《临朐县志》很可能是采纳了这种说法才认为修真宫为“宋时建”。
对于修真宫“肇自炎宋”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我们在投资重修修真宫的上院村村民赵传国先生处，看到了一块佛教经幢的残片，由于残缺严重，所剩文字无多，已无法知道它的时代。据赵传国先生讲，这块经幢残片是他在修复修真宫的时候，在修真宫旧址上发现的。据此，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他认为修真宫这个地方在宋代甚至更早就已有庙宇存在，不过当时不是道观，而是佛寺，元代时才改佛寺为道观，并称为修真宫。为了证明这一推断，他还举出了旁证。他说，他小时候就经常在修真宫附近玩耍，当时修真宫尚未遭到破坏，在他的记忆中，那时候的修真宫附近有很多古老的松柏，这些古树非常之粗大，若没有上千年是长不到那么大的。在理论上讲，赵先生的推测是合理的。金末元初，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之后，凭借成吉思汗赐予的各项特权，全真道得以飞速发展，当时许多废弃的佛寺被改为道观，耶律楚材的《西游录》与释祥迈的《大元至元辩伪录》对此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修真宫是元初由佛寺改建而成，不是没有可能。但查历代临朐县志及其它相关资料，并没有发现任何关于这里曾有过佛寺的记载，所以，赵先生的推测尚需要有力的证据来证明。
虽然修真宫始建于宋代说无史料可以证实，但其在元初已经存在却确凿无疑。主要证据有以下两点：
(一)碑刻证据。除上引《清嘉庆十二年重修玉皇殿序碑》曾言“读其碑，知元奉勅重修”外，《明末重修碑》也言：“秦松汉柏，古碣龙碑，盖不知建于何时，云大元至顺元……”，这说明修真宫内确实曾有过元代碑刻，并记载了元至顺年间重修修真宫的过程。但由于修真宫的碑刻曾遭到严重破坏，上述两碑中所提及的元碑已不知所在。在修真宫现存碑刻中，有一块古碑残片，尚存46字，其为：“……设为……棊布□……大启是……□地久天……翟可珍篆赵□……道録陈德平益……□奥鲁兼劝农事董……益都等路管民匠鹰房……临朐县威仪王志坚等……”。在这块古碑残存的文字中，提到了“奥鲁兼劝农事”、“益都等路管民匠鹰房”两个官名与翟可珍、陈德平、王志坚三个人名，通过这些信息，可以确定这是一块元碑。至于这两个官名为元代官名，这是显而易见的，毋须多言。而这三个人名中，除翟可珍未查到相关资料外，陈德平与王志坚已有证据证明为元代道士。1、清光绪张承燮等修、法伟堂纂《益都县图志》著录有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重建昊天宫碑》，题名中有“□玉真宫清虚明玄寂照真人陈德平”字样，这不仅说明了陈德平是元至元前后的人，而且还可以说明他是玉真宫道士，号“清虚明玄寂照真人”。同碑题名中还有“顺真大师王志坚”字样，这说明王志坚亦是元代道士。无独有偶，同书元大德六年(1302)《降御香碑》题名中又有“顺真大师王志坚”字样。以上两条史料可以证明，这块残碑应立于元代，但具体时间尚不能确定。
(二)方志资料。在清光绪《临朐县志》中，对于修真宫曾有过元碑，也有三条相关的记载。1、清光绪《临朐县志》卷十一《轶官表》在介绍元达鲁花赤时曾提到忙兀歹、铁吉达，其言：“以上二人均见至顺三年文庙碑。有‘前’字，不知何年任。元统二年修真宫碑，又有铁气旦，疑是一人，元碑名字以音讹者甚多。”在介绍达鲁花赤法琥鲁玎时言：“见至顺三年文庙碑，又见元统二年修真宫碑。”若光绪《临朐县志》的记载没有讹误的话，那么，可以确定修真宫内曾有过元元统二年(1334)碑。2、清光绪《临朐县志》卷十一《轶官表》介绍典史刘士英时言：“见元统元年修真宫碑。”这又说明修真宫内还曾有过一块元元统元年(1333)的碑。
结合修真宫内现存碑刻与光绪《临朐县志》的以上史料，可以知道，在修真宫内曾有过元统元年(1333)、元统二年(1334)两块元碑，而且很有可能还不止这两块。因为对于现存古碑残片上提到的陈德平与王志坚，目前只能确定他们生存于元至元或大德年间，不能确定更具体时间。而元统元年为公元1333年，距离大德六年(1302)约三十年左右，距离至元二十七年(1290)约四十年左右，根据这个时间跨度，古碑残片不可能是以上两碑中的任何一碑，而更有可能是另外一块元碑。这样以来，修真宫内就有可能有过三块元碑，而且这还没有考虑现存螭首龟蚨碑。从现存螭首龟蚨碑篆额为“全真修真观记”来看，立此碑之时，修真观还没有升格为宫，而现存《明大德八年重修碑》已经称“修真宫”，这说明螭首龟蚨碑要早于《明大德八年重修碑》，而且极有可能也是一块元碑。其或许是以上三块元碑中的一块，或许不是。修真宫内多块元碑的存在，这不仅说明了当时修真宫极为兴盛，同时也可以证明元至元元年以前修真宫已经存在，但对于它的创建时间，仍然没有最终的结论。
二、宗派归属
在修真宫现存碑刻中，有九块碑提到了修真宫住持以及道士的姓名，现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如下：
《明正德八年重修碑》言：“正德癸酉岁，羽士张守安时为本宫住持”。题名中又言：“本宫道众董守春、张太玉、朱太广、蒋太学、黄志先、祖太渊、杨太征、李太祥、刘太亮、吉志余、高清林、吴清梅、吉清显、王清贵。”
《明万历十六年重修碑》言：“高唐千岁之重建于前，住持李一从之继成于后也，前有石以勒之矣。兹建新碑，载迹不容以无记也。道友郑太和辈请文于予，予喜其立心之正、作事之敏、礼神之恭，乃勉而书之”。通过以上这段话可知，李一从曾为修真宫住持，郑太和为修真宫道士。该碑题名中还提到“道会司李南阳、李来继”，又有“朱自实、高一茂、蔡聚阳、唐希阳、王凤阳、魏阳喜、杨或阳、胥来仙、王来胜”等。道会司李南阳、李来继虽然参与了重建修真宫工作，但仍然不能确定他们是修真宫道士，所以，暂不把他们列入修真宫道士的行列。至于朱自实、高一茂、蔡聚阳、唐希阳、王凤阳、魏阳喜、杨或阳、胥来仙、王来胜等人，虽然亦没有明确说明是修真宫道士，但《明万历三十三年重修碑》曾提到高乙(一)茂、魏阳喜为修真宫道士，又《明末重修碑》修真宫道士题名中也有魏阳喜，那么，其它七位也极有可能为修真宫道士。
《明万历三十三年重修碑》言：“本宫道众：李乙从、高乙茂、徒弟戴住阳、魏阳喜、王教书、苏阳臣。”
《明末重修碑》言：“乡民詹汝卿辈再新三清殿，力不能及其它，羽士苏阳臣主东岳庙祀，去宫稍远，然素喜修(下缺)□后也。遂毅然任之，走启于今(下缺)□好施者来助之资。逾年而工告成，视昔加壮观焉。”据《明万历三十三年重修碑》，苏阳臣曾为修真宫道士，而从该碑所反应出来的信息看，苏阳臣后来离开了修真宫，做了东岳庙住持，但即使如此，他仍然主持重修了修真宫。同碑又言：“发心弟子：苏阳臣，徒弟宋来夏，宋来春、李来迎，侄董来用;徒孙魏复庆、李复寿、赵复集、蒋复馨;重孙张本曾、傅本茂、张本盛、李本旺。”还言：“本宫道众：占演和、戴住阳、魏阳喜、魏演香、王阳乾、贺全宁、王来景、王全明、张全邦、赵全兴。”显然，以上所列“发心弟子”乃苏阳臣的徒子徒孙，他们极有可能为苏阳臣所住持的东岳庙道士，而非修真宫道士。然而，苏阳臣本为修真宫道士，以上“发心弟子”，既然大多为苏阳臣的徒子徒孙，那么，他们应该属于修真宫支脉，而从他们发心重修修真宫，也可以看出他们与修真宫之间的亲密关系。
《清康熙四十年重妆修真宫三清神像记碑》题名中言：“道会司李教真，徒弟王永□，徒孙陈元福、葛元松，曾孙张明□、曾明□。”以上题名，虽没有明确指出是修真宫道士，但在该碑题名中，只列有以上六位道士，而无其他。显然，这次重修工作是在他们的主持下完成的。因此，他们极有可能是修真宫道士。
《清康熙五十二年重修碑》题名中言：“住持道人李本乾，徒弟丘何修、茂何卿、李何伦、钟何伶、赵何猁、张何仁、徒孙李教祥、曹教祯。”
《清乾隆九年重修碑》题名中言：“住持道人朱元景。”
《清嘉庆十二年重修玉皇殿序碑》言：“住持道人郝明馨、率徒时金万，徒孙孙玉山、□玉柱。”
《清光绪二十七年重修碑》言：“住持王巧金，徒弟马通云、侄王通香，徒孙郭此兴。”
在以上九块碑刻中，共提到75位道士姓名，除去重复和不能确定是否为修真宫道士的李南阳、李来继，再除去黄志先、吉志余、朱自实、占演和、魏演香、贺全宁、王全明、张全邦、赵全兴等派属与辈份一时难以确定的九位道士，尚剩余64位道士，现把这64名道士姓名按辈份排列如下：
守：张守安、董守春
太：张太玉、朱太广、蒋太学、祖太渊、杨太征、李太祥、郑太和、刘太亮
清：高清林、吴清梅、吉清显、王清贵
一：李一从、高一茂
阳：蔡聚阳、唐希阳、王凤阳、魏阳喜、杨或阳、戴住阳、苏阳臣、王阳乾
来：王来胜、宋来夏，宋来春、李来迎、董来用、王来景、胥来仙
复：魏复庆、李复寿、赵复集、蒋复馨
本：张本曾、傅本茂、张本盛、李本旺、李本乾
何：丘何修、茂何卿、李何伦、钟何伶、赵何猁、张何仁
教：王教书、李教真、李教祥、曹教祯
永：王永□
元：陈元福、葛元松、朱元景
明：张明□、曾明□、郝明馨
金：时金万
玉：孙玉山、□玉柱
……
巧：王巧金
通：马通云、王通香
此：郭此兴
通过这样一排列，可以清楚看出，从明正德八年(1513)至清嘉庆十二年(1807)，修真宫道士的传承系谱是：守→太→清→一→阳→来→本→何→教→永→元→明，查北京白云观藏《诸真宗派总簿》，这正是全真道龙门派的传承系谱。全真龙门派传承系谱前二十字为：“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8]除个别文字的差别外，即“一”写作“乙”、“合”写作“何”、“圆”写作“元”等，修真宫传承系谱与龙门派系谱基本一致。显然，明正德八年(1513)至清嘉庆十二年(1807)294年中，修真宫全真道龙门派道脉自第八代一直传到第二十代，未曾间断。
二十代以后，情况有所变化。《清嘉庆十二年重修玉皇殿序碑》言：“住持道人郝明馨、率徒时金万，徒孙孙玉山、□玉柱。”而《清光绪二十七年重修碑》言：“住持王巧金，徒弟马通云、侄王通香，徒孙郭此兴。”由嘉庆十二年(1807)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修真宫传承系谱为：“明→金→玉……巧→通→此……”。由于修真宫碑刻曾遭到毁坏，其中间断了近百年，虽其如此，但仍然可以由其传承来看出修真宫派属的变化。因为“明→金→玉……巧→通→此……”这样的传承系谱，恰与奉王处一为祖师的嵛山派相合，嵛山派传承系谱前二十字为：“清静无为道，至诚有姓名，金玉功知巧，通此加地仙。”由“玉”字辈至“此”字辈，中间隔了四代，自嘉庆十二年(1807)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相隔94年，传了四代，平均每代约23年，这基本上是合理的。以上说明，自清嘉庆年间开始，修真宫不再属全真龙门派，而是改为全真嵛山派。
当然，以上情况也有例外，比如上面提到的派属与辈份一时难以确定的九位道士，即黄志先、吉志余、朱自实、占演和、魏演香、贺全宁、王全明、张全邦、赵全兴。其中黄志先与吉志余出自《明正德八年重修碑》，朱自实出自《明万历十六年重修碑》，其余六位则出自《明末重修碑》。黄志先、吉志余、朱自实三人的宗派归属很难确定，但其余六位却可以寻出点蛛丝马迹。占演和、魏演香、贺全宁、王全明、张全邦、赵全兴六位出自一块碑，说明他们之间有一些关联，假若设想他们之间有一定的传承关系，那么，显然是由“演”字辈传至“全”字辈。在“七真道派”中，只有奉郝大通为祖师的华山派有“演”字辈与“全”字辈排在一起的情况。华山派传承系谱前二十字为：“至一无上道，崇教演全真，冲和德正本，仁义礼智信。”其中“演”字辈属于第八代，“全”字辈属于第九代，由此可以推断，他们六位可能属于华山派。
综合以上情况可以知道，自明正德八年(1513)至清嘉庆十二年(1807)间，修真宫一直是由全真道龙门派主持。当然，其中也有其他派别的道士居住，比如，明朝末年，修真宫内曾有一段时间是龙门派与华山派混住。自清嘉庆年间开始，修真宫由龙门派主持转变为由嵛山派主持，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末。
对于全真道龙门派的创派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如，陈教友在《长春道教源流》中认为，七真道派应该产生于明代[9]。而王志忠在陈教友的基础上，又把龙门派产生的时间进一步精确为明代中后期，他言：“我们可以初步推论，道教龙门派是明代中后期全真道士在秘密授受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全真教改革派。是对元代全真教从兴起、鼎盛到腐化以至于萧条的一种反思和扬弃。”[10]但王志忠的这一观点仍然只是依据明代宗教政策作出的一种推测，尚缺乏确凿的证据。青州修真宫现存碑刻至少说明，全真道龙门派在明正德年间已经存在，从张守安与董守春属于全真龙门派第八代来看，若按照23年一代来推算[11]，八代需要184年时间，而自明正德八年(1513)上推184年，则恰好为元武宗时期(1307—1311)，这个时间比修真宫现存元代残碑的立碑时间略晚，比方志资料所提到的元统元年(1333)、元统二年(1334)略早，由此完全可以推断，全真道龙门派极有可能在元代中期立派。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可惜的是修真宫早期的碑刻遭到了破坏，假若没有遭到破坏，我们很有可能解开这一谜团。
三、历史兴衰
由于修真宫碑刻曾遭到严重破坏，仅凭现存十二块与道教有关的碑刻，很难理出修真宫历史兴衰的全貌，但好在这十二块碑刻在时间分布上比较均匀，通过对它们的解读，可以理出修真宫从元至清末历史兴衰的概貌。能代表一个宫观兴衰状况的因素，主要有宫观规模、道众人数与庙产多寡等三个方面的因素，下面按照这三个方面，对修真宫的历史兴衰进行考察。
(一)规模。根据现存螭首龟蚨碑篆额为“全真修真观记”可知，修真宫未升格为宫之前称之为“修真观”。至于它升格为宫的具体时间，史料阙如，不得而知，但根据《明正德八年重修碑》称其为“修真宫”，可知至少在明正德八年(1513)以前，修真观已升为宫。本文第一部分已经提到，据清光绪《临朐县志》记载，修真宫内曾有元元统元年(1333)与元统二年(1334)两块元碑，而现存元代残碑很可能还早于以上两碑，修真宫内曾有过这么多的元碑，这说明其在元代中期较为兴盛，曾多次重修，其升格为宫极有可能就在这段时间。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目前尚无确凿的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由于修真宫的元碑已遭破坏，对其历史兴衰的考察只能从明正德八年(1513)入手。据现存相对较为完整的九块碑刻，梳理其宫观规模发展变化状况如下：
1、《明正德八年重修碑》：
县治西北二十里许有曰修真宫，其中三清殿、老君堂，此古迹。神宫之所，不知起于何时，建于何代，岁时久远，风雨震凌，墙垣坍塌，庙庭倾圮，神像剥蚀，不堪瞻仰。正德癸酉岁，羽士张守安时为本宫住持，为人清心寡欲，居养淡薄，晨昏香火，暮礼朝参，奉道至诚。兼充衡府家庙司香烛道士，乃发虔心，募缘修造，大兴土木，建正殿三楹，后殿三楹，神门三楹。朽腐者易之，倾颓者更之。林樵坚良，工惟精致，瓦必陶贞，石必砻密，山节藻棁，栋宇翚飞，规模深邃，巍然耸出云霄之表。神像重为金饰，侍卫森然，焕然一新，足以起人心之敬畏，为四方之观澹。禳灾祈福者有焉，誓神免祸者有焉。
通过以上这段碑文可知，在明正德八年(1513)以前，修真宫主殿为三清殿与老君堂，明正德八年(1513)，修真宫住持张守安得到衡王府的支持重修修真宫，“建正殿三楹，后殿三楹，神门三楹”，大大地扩展了修真宫的规模。
2、《明万历十六年重修碑》：
青有养老园，实古名区，当益骈坌境。有宫曰修真，内有庙二：曰玉皇殿，曰三清殿。制度完美，气象森严，不知建自何代。衡高唐老千岁，命匠鸠工，坛壝焕然，视前尤称大壮。跂翼矢棘，鸟革翚飞，伟哉!妥神之祈，迄今山无乖异，而岵屺原隰亿兆安堵大郡皆神护庇也。是以英灵所感，香火云集，诸众祈祷，靡不类应，御灾捍患，神休居多，而庙貌之壮丽，金碧之辉煌，高唐千岁之重建于前，住持李一从之继成于后也，前有石以勒之矣。
这一块碑告诉我们，明万历十六年(1588)以前，修真宫主殿为玉皇殿与三清殿，这次没有提到老君堂。明万历十六年(1588)，在高唐王[12]的支持下修真宫又一次得以重修，重修之后的修真宫“香火云集，诸众祈祷”，庙貌壮丽，金碧辉煌。
3、《明万历三十三年重修碑》：
迩年以来，墙垣圮废，景色萧条，殿宇虽未倾颓，盖已有瓦漏而……□人詹汝卿等，久□□□相邀立社，名曰香头社，至今三年余矣。前年立大门三楹，至今年……工于……皇殿，其瓦损者更之，木□者易之，圣体侍像重加金饰，殿前筑一甬道，连于大门之内，……一新焉。中则无募缘之僧道，外则无舍财之施主，其一钱斗粟，皆取于一社之中;片瓦磈石，皆……之力。规模虽小，用力则□□矣。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在修真宫香头社领袖詹汝卿等人的主持下，增建修真宫大门三楹，第二年，又重修玉皇殿，为玉皇神像重加金饰，并“筑一甬道，连于大门之内”。
4、《明末重修碑》：
……起而峭，是为龙门山。旁多复岭，逶迤循山径而入，可二三里，林木蓊郁，石泉清冽，负磈磊而绝尘嚣，真异境。……三清、玉皇神祠在焉。……日就倾圮，乡民詹汝卿辈再新三清殿，力不能及其它，羽士苏阳臣主东岳庙祀，去宫稍远，然素喜修……□后也。遂毅然任之，走启于今……□好施者来助之赀。逾年而工告成，视昔加壮丽焉。
这块碑提到乡民詹汝卿再次重修三清殿，由于碑刻的残损，这次重修三清殿是否与上碑重修玉皇殿同时，已不得而知。詹汝卿修完三清殿之后，力不能及其它，苏阳臣乃出面主持重修，并最终完成了这次全面大修工程。
5、《清康熙四十年重妆修真宫三清神像碑》：“养老园之三清神像，里人重新之。事竣，修醮开光，此恒事耳。”康熙四十年(1701)，冯参主持重妆修真宫三清神像。
6、《清康熙五十二年重修碑》：“今养老园两庄人等，各出愚忠愚孝之诚，各捐口体衣食之奉，募缘之……。又备银三十余两，庙宇圣像始得复新。”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由养老院两庄(养老院分为上院与下院，故称“养老园两庄”)人捐银三十余两，重修修真宫某殿，由于该碑残损极为严重，具体情况已难窥知。
7、《清乾隆九年重修碑》：
玉皇临于北，三清列于南，且钟楼、大门、道房、院墙，莫不峥嵘俊伟，诚名胜也。嗟乎!乃至今而颓败若斯哉?余同里善信，慨然起而新之。其本意欲加于前次，亦思复其初，惜己力不能，乞化亦不得，止整理后殿，妆塑金身。
清乾隆九年(1744)，由修真宫附近信众再次发起重修修真宫，但由于没有募化到足够的资金，重修工作并没有完成，只是“理后殿，妆塑金身”而已。
8、《清嘉庆十二年重修玉皇殿序碑》：“老院庄西有观曰修真宫，宫内有玉皇殿，殿前有三清殿，又有青龙、白虎殿，大松数十，皆与观前清泉、四围山光相映成趣。”该碑提到修真宫在清嘉庆年间曾有玉皇殿、三清殿、青龙殿、白虎殿等。清嘉庆十年(1805)冯广业与修真宫道士郝明馨募化重修修真宫，但由于“适逢岁歉”，募化不成功，导致这次重修“只修玉皇殿，妆金身而止”。
9、《清光绪二十七年重修碑》：
观以瑰奇胜，济以地基隽秀，则美具难并矣。此地羣峯环拱，清溪衔漱。惟东西一隅缺，古村补补焉。白石草屋，流水柴门，有尘外之致，洵佳境也。故昔贤创建玉皇殿、三清殿、逄山殿、龙虎殿、龙王庙，山门、钟楼□不整，垣墙、道房罔不具，因天地自然之妙，造成古今不易之奇观。
该碑提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前后，修真宫曾有玉皇殿、三清殿、逄山殿、龙虎殿、龙王庙、山门、钟楼、道房等建筑。值得注意的是，与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相比，修真宫内增加了逄山殿与龙王庙，这应该是嘉庆十二年(1807)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间增建的。
(二)道众。本文第二部分在考察修真宫的宗派归属时，已经对修真宫现存碑刻中的道众题名作了统计，在此再略述如下：《明正德八年重修碑》提到修真宫道士15名;《明万历十六年重修碑》提到修真宫道士11名，其中不包括道会司李南阳、李来继;《明万历三十三年重修碑》提到修真宫道士6名;《明末重修碑》提到修真宫道士10名，另有以苏阳臣为首的属修真宫支脉的东岳庙道士13名;《清康熙四十年重妆修真宫三清神像记碑》提到道会司李教真及徒弟徒孙6名;《清康熙五十二年重修碑》提到修真宫道士9名;《清乾隆九年重修碑》只提到修真宫住持朱元景1人;《清嘉庆十二年重修玉皇殿序碑》提到修真宫道士4名;《清光绪二十七年重修碑》提到修真宫道士4名。
(三)庙产。在修真宫现存的碑刻资料中，直接提到庙产的时候较少，基本上有以下三条信息：
1、《明正德八年重修碑》言：“本宫田土四至：东至潘家河沟，南至南山分水岭，西至西山分水岭，北至苏家井中心为界。”
2、《明万历三十三年重修碑》言：“詹汝卿、高本住、詹演和三人同买到庵东东西地二段，大亩一亩二分，上逞杂果树株，共价银贰两八钱，永远施舍宫内，以待后士看守香火，道人佃种，不许典卖。”
3、《清嘉庆十二年重修玉皇殿序碑》言：“公曰：有膳庙地十余亩，胥无征徭云。”
通过以上三方面考察，可以清晰看出修真宫自明正德至清光绪年间的历史兴衰。无论是从宫观规模还是从道众人数、庙产多寡来看，明正德至万历年间是修真宫最兴盛的时期。修真宫在这一时期的兴盛，与当时统治者崇道有关。虽然明初统治者对全真道实行压制政策，但明中期以后开始崇道，尤其是明世宗在位期间更是对道教崇信有加。[13]上行下效，衡王府亦崇奉道教，[14]衡王府对修真宫的支持便是其崇奉道教的结果。《明正德八年重修碑》提到修真宫住持张守安“兼充衡府家庙司香烛道士”，这说明当时修真宫与衡府关系密切，因此在这次重修中得到衡府的支持。《明万历十六年重修碑》提到“衡高唐老千岁，命匠鸠工，坛壝焕然，视前尤称大壮。”同碑题名中又有“衡府官刘继仪□史笔生员刘生才□璋义民官刘克孝”等字样，显然衡府亦参与了这次重修。明万历中期以后，修真宫失去了衡王府与高唐王府的支持，开始走向衰落。《明万历三十三年重修碑》言：“昔二十年前……新住持羽士，田畜蕃盛，乡□富而有名闻者，不下数十家。比年来，庙貌渐衰，故羽士零落，予里……以萧条焉。”清中期以前，修真宫尚能维持正常的宗教活动，比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尚有居观道士9人，至嘉庆十二年(1807)时尚“有膳庙地十余亩”。清中期以后，一直到清末，修真宫与这一段时间中国许多其他道观一样，在逐步衰落中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修真宫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庙，但它在明清时期的历史命运与这一时期道教的兴衰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修真宫可以说是明清道教历史兴衰的缩影。
注释：
[1] 修真宫原属临朐县，今属青州市。上院村又称“圣水峪”、“养老院”，“养老院”分为“上院”与“下院”。
[2]此碑仅余残片，经仔细辨认，尚存下列46字：“……设为……棊布□……大启是……□地久天……翟可珍篆赵□……道録陈德平益……□奥鲁兼劝农事董……益都等路管民匠鹰房……临朐县威仪王志坚等……”。
[3]修真宫内曾有一块螭首龟蚨的御碑，碑在“文革”时期遭到破坏，现仅存螭首与龟蚨，碑额圭形，篆书“全真修真观记”六字，两行，行三字。
[4]因该碑首部残缺，碑名不可考。碑文最后落款为“……三年岁次乙巳夏四月朔日乙巳临朐县庠生祖勋斋虔谨撰”。按照明傅国《昌国艅艎》的记载，祖勋为明末贡生，而明末只有万历三十三年(1605)为“乙巳”岁，故断定此碑立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并称为“明万历三十三年重修碑”。
[5]因该碑上部残损，碑名不可考。碑文最后落款为“……士张东光斋沐谨撰”，明傅国《昌国艅艎》“选举表”称张东光为明万历癸丑进士，曾任彰德府推官。万历癸丑年即万历四十一年(1613)，按照《昌国艅艎》的记载，傅国与张东光同于万历丁酉年(1597)中举人，又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同年中进士，由此推测，两人年岁可能相当。而傅国生于明万历九年(1581)，卒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若张东光与其年岁相当，也应主要生活于明万历、崇祯两朝。又碑文最后落款既然以进士自称，那么，该碑文必为张东光中进士之后所撰，即该碑应立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之后。比较该碑与《明万历三十三年重修碑》，发现窑匠题名中都有“祖相、祖党”之名，木匠题名中都有“张诏、孙守成、李士欣”三人姓名，修真宫道士题名中又都有戴住阳、魏阳喜、苏阳臣等题名，可以推知这两块碑立碑时间相差不会太远。
[6]由于该碑上半部残损，碑名不可考，因碑文最后落款有“……癸巳季春吉旦北海贡生冯善世熏沐撰书”字样，查修真宫现存其他碑刻，《清康熙四十年重妆修真宫三清神像记碑》有冯善世之名，故知冯善世为清康熙年间人物，又康熙五十二年(1713)为癸巳之岁，由此断定该碑立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并称为“清康熙五十二年重修碑”。
[7]该碑与《清嘉庆十二年重修玉皇殿序碑》立碑时间相同，可能为《清嘉庆十二年重修玉皇殿序碑》的功德碑，只是把信女题名单独立碑而已。
[8]关于“七真道派”传承系谱，请参看李养正著《道教概说》，中华书局1989年版。以下所引嵛山派与华山派系谱，亦据此。
[9]陈教友《长春道教源流》卷七言：“考长春及诸真门人，无有以派名者，诸派之兴，其起于明代欤?”
[10]王志忠《全真教龙门派起源论考》，《宗教学研究》1995年第4期。
[11]从明正德八年(1513)至清嘉庆十二年(1807)全真龙门派在修真宫传十三代，约23年一代。又自清嘉庆十二年(1807)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全真嵛山派在修真宫传四代，也是23年一代。因此，这里把龙门派前八代每代的传承时间约略定为23年。
[12]《明史·诸王世系表五》记载，衡恭王朱佑楎第四子端裕王朱厚煐于嘉靖九年封为高唐王，明万历十六年(1588)，朱厚煐之孙朱翊镶袭封高唐王。那么，明万历十六(1588)重修真宫的应该是朱翊镶。
[13]关于明代统治者对全真道态度的前后变化，请参看下列文章与著作：李养正《明清道教识略》，《中国道教》1988年第2期;王志忠著《明清全真教论稿》，巴蜀书社2000年版;南炳文主编《佛道秘密宗教与明代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4]虽然《明史》没有关于衡王府信奉道教的记载，但由以下三方面证据来看，衡王府显然是崇奉道教的。1、据历代青州方志记载，除以上提到的重修修真宫之外，衡王府曾多次创建或重修其他道观。康熙《青州府志》言：“北极观，有二：一为城西北隅，明洪武六十年重修;一在西门内衡府建。”光绪《益都县图志》言：“又一庙(真武庙)在城西门内，明衡藩创建。”又言：“铁鹤观，在城南十三里时家店。明衡藩创建，万历间衡府仪宾时松等铸铁鹤二，立龟背上，高丈许，故名。”又言：“老君堂，在城内东北隅，明万历四十年修，有高唐王府镇国将军朱常浿碑。”2、青州现存与道教相关的文化遗存多与衡王府有关。青州驼山昊天宫现存《明嘉靖十八年重修驼山昊天宫记碑》记载了衡王府重修昊天宫之事;青州云门山《重修天仙玉女祠记》摩崖刻石记载了衡府官员参与重修天仙玉女祠之事;云门山 “寿”字刻石为衡府内掌司周全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所刻;嘉靖年间，衡府内典膳周全在云门山山阴开凿万春洞，并雕刻陈抟卧像与马钰坐像各一尊。3、道士雪蓑与衡王府多有来往。嘉靖年间道士雪蓑，居留青州多年，与衡王府过往甚密，《咸丰青州府志》言：“雪蓑，不知何许人，无姓名。浪迹东土，居青州者数年。……举动谲怪，好谈元理。嗜酒，饮无算。……醉辄箕踞，嘲骂王公。或取困辱，亦不为意。诗尚豪放，善作方丈大书，今云门山有大寿字在峭壁上，其手笔也。后去，不知所终。”虽然云门山“寿”字并非雪蓑所书，但以上记载显然说明雪蓑与衡王府是有来往的。又云门山现存多处雪蓑的题刻，其中衡王府官员周全所开凿的万春洞就有雪蓑题诗《山居吟》一首，诗云：“野宿石床类洞天，斗笠脱放海东边。夜深熟睡白云起，莫管龙来榻下眠。”
(《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