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说，服饰是人们思想的象征。朝服(官服)的体制和形式自然是儒家思想的直接表达。而道服则与道家道教思想密切相关。穿上道服代表着追求一种和严格等级的官场生活相对的自由适意生活。道家道教思想就是为文人士大夫提供了与官场儒学相左的生活哲学。北宋文人大多身居官位，身着朝服，平日官务缠身。他们渴望摆脱世俗事务，向往闲适生活。而脱去朝服，换上道服是这一生活状态在服饰方面的重要体现。

　　我们来看王禹偁《道服》诗：

　　楮冠布褐皂纱衣，曾忝西垣寓直人。此际暂披因假日，如今长着见闲身。濯缨未识三湘水，漉酒空经六里春。不为行香着朝服，二车谁信旧词臣。

　　对于为官的文人而言，平时是要穿朝服的。只有在休假及官僚事务之外的时间“暂披”道服，而一旦谢官致仕，就可“长着”道服。相对于华丽的朝服，简朴的道服恰能安闲度日，是忙碌的为官时期所难以比拟的。甚至很多文人在衙门穿朝服，回家后就立即换上道服。如李至《奉和小园独坐偶赋所怀》：“歌舞林亭不外求，朝回多着道衣游。”魏野《上知府赵侍郎二首》之二：“公退无余事，逍遥只道装。”文同《南亭》：“晩衙初散吏人归，独立南亭着道衣。浅酒小诗聊自乐，此心浑欲外轻肥。”韦骧《再和》：“静论国手饶棋路，闲喜官身着道衣。”

　　道服与朝服的这种差异使文人十分喜爱制作、穿着道服。范仲淹《道服赞》并序云： 平海书记许兄，制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洁其身也。同年范仲淹请为赞云：

　　“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虚白之室，可以居处。华胥之庭，可以步武。岂无青紫?宠为辱主。岂无狐貉?骄为祸府。重此如师，畏彼如虎。旌阳之孙，无忝于祖。”

　　“赞”是古代一种专用于称颂的文体，常用四言韵语写成。时任平海书记的许琰新制道服，范仲淹为之赞，均表明北宋文人士大夫对其的钟爱。前八句主要称赞许氏的道服体面、潇洒，穿上道服可以在精神上步入清虚之境。“虚室生白”出自《庄子·人间世》：“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意思是空虚的心境才能生出纯洁的情感，幸福才能来临。“华胥”典出《列子·黄帝》：“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是黄帝梦中的自然无欲之国。接着四句，作者笔锋一转，将官服与道服作比，说明官场的尔虞我诈及道服象征的恬淡无为。“青紫”指绶带的颜色，古代御史青绶，太尉紫绶。“狐貉”指贵族所服衣裳。最后四句卒章显志，希望朋友淡泊名利，乐世安处，这样才能无愧于先祖许逊。“旌阳”代指晋代旌阳令许逊弃官学道，后于洪州(今江西南昌)西山居家仙去，鸡犬飞升。诗人在此用此典故，紧扣“许”姓及“道服”之道教，可谓恰到好处!

　　范仲淹《道服赞》中将道服视为安贫乐道、淡泊名利、闲适自在生活的象征，对宋代其他文人的创作与思想也有影响。《范文正集补编》卷三明人戴仁云：“文正公为同年友许书记作《道服赞》，言皆至理，书特清劲，至今观之，悚然增敬。所谓‘宠为辱主’，‘骄为祸府，重此如师，畏彼如虎’，是又美不忘规，益可玩味，乃知异时丞相尧夫《布衾铭》实权舆于此。”戴氏认为司马光《布衾铭》一文创作思想源于《道服赞》，有一定道理。宋人王十朋《梅溪前集》卷一七《四友堂记》云：“乌巾道服，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吾之乐也。”其中的“道服”也有安贫守道，闲适自然之意。

　　再看王禹偁《书斋》诗：

　　年年赁宅住闲坊，也作幽斋着道装。守静便为生白室，著书兼是草玄堂。屏山独卧千峰雪，御札时开一炷香。莫笑未归田里去，宦途机巧尽能忘。

　　这首诗写作者在书斋穿道服读书作诗，悠闲自适的生活情景。诗的颔联先用《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的典故，与上文引范仲淹《道服赞》异曲同工。接着用汉代扬雄写《太玄经》的“草玄堂”(又称扬子宅)之典，均表达与所穿道服一致的道家思想。作者认为，在这样的空间中，燃上一炉香，尽管没有弃官隐居田野深山，也能忘却仕宦的勾心斗角之烦闷。

　　通过上文引王禹偁《道服》、《书斋》及范仲淹《道服赞》，我们明白，在文人心目中，道服与朝服包含不同的文化含义。他们对闲逸文化及自由自在生活状态十分向往。通过对两种服饰的比较，我们隐约可见他们渴望摆脱世俗羁绊、追求“逍遥是与”的道家道教文化心态。一般而言，在古代中国，相对于儒家来说，道教更强调出世，因此大多文人为官时思想更倾向儒家，而贬谪、退隐后更倾向道家道教。因此，从服饰文化的象征意义上说，穿着道服

　　更能代表贬谪、归隐退休后的清静淡泊、闲适无为。吕本中《童蒙训》卷下云：“崇宁间(1102—1106)，张公芸叟既贬复归，闭门自守，不交人物，时时独游山寺，芒鞋道服，跨一羸马，所至从容饮食，一瓯淡面，更无他物。人皆服其清德，后生取法焉。”因为其精神清高，因此有“后生取法”的说法，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八也有大量士大夫退隐后穿道服的例子。退隐后穿着道服吟诗会友，闲适逍遥的情景在邵雍诗中也时有体现。其《首尾吟》其九一云：“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服老时。简尺每称林下士，过从或着道家衣。须将贤杰同星汉，直把身心比鹿麋。六十五年无事客，尧夫非是爱吟诗。”苏轼也曾在诗中表达对休官后穿道服的向往，其《钱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云：“乌府先生铁作肝，霜风卷地不知寒。犹嫌白发年前少，故点红灯雪里看。他日卜邻先有约，待君投劾我休官。如今且作华阳服，醉唱侬家七返丹。”而苏轼晚年确有穿道服的经历，其诗《病中游祖塔院》云：“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东坡志林》卷二：“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独道服在耳，盖上宾也。”徐积《代玉师谢苏子瞻》诗亦云：“身披一鹤氅，足曳双凫舄。”而仁宗朝文人张伯玉《同年李郎中以诗见寄仍许见过次韵和答》诗“吏退钞书谱，朋来典道衣”更直接道出了退隐与道服的密切联系。吕陶《净德集》卷一四《眉州醴泉寺善庆堂记》亦云：“士君子少而从政，老而谢事，去仕途之劳，就林泉之佚。……道衣野服足以资萧散之味，凡尘埃网罗深可厌恶之事，无一毫辄累其怀。”

　　一些文人有时也用朝服和道服的某一部件作对比，以突出其退隐后悠闲自适的生活状态。如王禹偁《送宋澥处士之长安》：“鸰原任说朝贤贵，鹤氅惟称处士闲。”秦观《徐得之闲轩》：“山蔬何用媿梁肉，鹤氅未必输青袍。”释智孜《四皓吟》：“不顾金章贵，终披鹤氅还。”杨时《赠致政杨孟坚宣徳》其二：“龙章绣绂荣何在，鹤氅纶巾静自便”等等。鹤氅是以氅(鹙鸟羽毛)拈绒，然后编织而成。沈自南《艺林汇考》卷五《服饰篇》：“析鸟羽而为裘谓之鹤氅。”鹤氅为冬衣，无袖披用，展如鸟翼，取神仙飞升之意。宋代道士与文人着鹤氅者颇多。鹤氅作为道服部件之一，也有闲适、淡泊名利的象征意义。正如北宋道士陈抟《赴召答葛守忠》诗所云：“鹤氅翩翩即散仙，蒲轮争忍利名牵。”

　　北宋文人多在晚年穿道服，也是向往闲适安逸生活的一种表达。还有诗人“自咏”穿道服的自由悠闲生活。如：

　　闲心虽不动，记性觉潜衰。棋退难饶客，琴生却问儿。手慵农器信，身散道装知。笔砚将何用，除因改旧诗。

　　——魏野《四十自咏》

　　天下更无双，无知无所长。年颜李文爽，风度贺知章。静坐多茶饮，闲行或道装。傍人休用笑，安乐是吾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