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而上和形而下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老子的《道德经》不过五千言，却是中国传统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道字在老子之前很多年就产生了，是个形声字，从辵首声，所指就是道路。以后字义不断抽象和引申，遂有方法、技艺、规律、事理、思想、学说、主张、理论等复杂含义。但不管怎样，在老子以前，道一直被限制在形而下的层面，即便是理论、学说、思想，也都必须用语言文字表述，因此仍然处在形而下的地位(语言文字仍是物态化的东西)。只有到了老子，他首次阐明了宇宙的本原、本体，在空间上是无限的，在时间上是永恒的，而且是超乎感觉经验的，无法用语言概念来表达的，纯粹形而上的，他不知该叫它什么，强名之曰道。可见大道无始无终，无影无形，无所不在，无时不有，而发现大道，功在老子。老子阐明了道的无限性、超越性、自然性和普益性，使道彻底摆脱了感性色彩，上升为最高哲学概念，中国哲学从此成为真正的哲学，具备了独立雄健、傲视全球的理论形态。有人认为，《周易》是我们民族精神文明的金字塔，是我们民族最早智慧的结晶，我不同意。《周易》本质上是一部占卜吉凶祸福的书，难道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就体现在这样一部算命书上?《周易》之书由于得到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重视和推崇，被列为六经之首，极大地提高了它的地位，故一直传承不衰。秦始皇焚书，《周易》因为是占卜之书，和种树、医药之书列为同类，不但没有被烧反而流传广泛。吹捧《周易》，实质上贬低中华民族的智慧。事实上，中华民族在所谓“轴心时代”，有的是自己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伟大的精神导师，这个人就是老子。所谓“轴心时代”，又翻译为“枢纽阶段”。这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概念，他说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世界上几个重要的文明民族，都出现了自己伟大的精神领袖，包括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的释迦牟尼，以色列的犹太先知，波斯的琐罗亚斯德，中国的老子、孔子等。这些伟大先知的思想。至今还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其实即便是在轴心时代出现的伟大先知，比较下来，也是中国老子所阐述的本体“道”，最为精练概括。老子的年代，因为老子曾为孔子之师，以老子比孔子大20岁计，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那么老子当生于公元前571年。老子是个老寿星，活得岁数很大，司马迁确信他活了160多岁，还指出有人认为老子活了200多岁。以160岁计，老子约卒于公元前410年左右。如果老子在他40岁时形成了他的本体论思想，即公元前531年，那么他也要比西欧最早形成本体思想的柏拉图早近百年。老子卒时，柏拉图才10余岁。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老子所发现的道，作为最高的形而上者，不但是天地万物即其他一切形而下者的统领，也是比它低一层级的各家各派所谓“道”的统领。其他诸子百家皆声言自己有自己的“道”，即他们的思想、理论、奋斗目标，但都相形见绌;客观上只能服从老子的“道”，用吕思勉先生的话说，老子的道“实为诸家之纲领。诸家皆专明一节之用，道家则总揽其全。诸家皆其用，而道家则其体。<汉志>抑之儒家之下，非也。”(《先秦学术概论》下编分论第一章《道家》)下面我们就举例说明。

　　略后于老子，儒家创始人孔子追求的最高真理是“道”。孔子自己极力提倡的“仁”处于道下的隶属位置。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他理想的社会是“天下为公”，是大道实行的大同社会，但迫于当时的形势，只能先实现小康。小康目标也是道，故而他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鲁是周公所封之国，礼乐制度最接近西周，故而孔子这样说。他想恢复西周初年的社会秩序，扭转礼崩乐坏的颓势。孔子以学道、弘道、行道为已任，终生奋斗不已，认为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得道，所以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有人说，孔子之道与老子之道并不相同。是的，老子之道是形而上的本体，孔子之道是形而下的器用，形上本体超言绝响，虚隐无名;形下器用仁义先导，礼乐后殿。但是体用一元，有无相生，老孔实不可割剥分论。老子之道以无为体，以有为用，因而无为而无不为，离不开养生全身，爱民治国;孔子之道注重实用，并不离无为道体，故有用有舍，有行有藏，以有为达于无为，以礼乐达于和美。《中庸》认为“道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也”，孔子又曾赞美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这些显然受了老庄“道无所不在”和“无为而无不为”的影响。汉儒董仲舒，是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遵儒术”的关键人物，力主“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汉武帝所采纳，开此后两千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然其学说，以儒家为中心，综合道、法、名、阴阳五行，贯穿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形成封建神学体系。然而在其论述中，却大讲“无为而治”，他说：“故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不私为宝，立无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足不自动而相者导进，口不自言而摈者赞辞，心不自虑而群臣效当，故莫见其为之而功成矣。”(《春秋繁露·离合根》)这真是把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细化到家了。西汉《淮南鸿烈·原道训》，系统阐述道的普适性、超验性、生化性，在道的本体论和宇宙论方面对道学都有弘扬和推进。西汉黄老学派在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受到打击而消沉，但西汉末年的严遵，扬雄，东汉的王充、仲长统，吸收道家崇尚无为自然的思想，为魏晋玄学的出现打下了思想基础。魏晋玄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何宴、王弼，何宴“援老入儒”，作《道德论》、《无名论》，王弼作《老子注》、《周易注》，提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认为宇宙本体“无”是绝对静止的，而现象“有”是变化运动的，崇尚老庄的“无为而治”，主张名教出于自然。西晋郭象宗庄子，着重从“内圣外王”的角度阐发道的理念与人间现实的关系，正式形成中国哲学的“境界说”。

　　法家本无哲学，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系大儒荀卿弟子，由儒而转法。正因为法家无哲学，韩非就想从老子那里借光，借道家而为法家打点思想根柢。韩非自己不但认真读了《老子》，还写了两篇解读文章，《解老》和《喻老》，表示法家重道。其《解老》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也就是说，道是宇宙万物的普遍本质，是万理的总体，所以法依于道，是道派生出来的。齐法家管仲学派的著作《管子》，其《内业》说：“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心术》又说：“道在天地之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两句话是道的无限性最彻底的描述，宇宙有多大，道就有多大，元素有多小，道就有多小，道乃无限大和无限小的统一。

　　兵家和道家的关系尤其紧密。据说毛主席曾经说，《老子》是一部兵书。毛泽东作为伟大的哲学家，当然知道《老子》是一部哲学书，但毛泽东作为伟大的军事家，又睿敏地看到《老子》书中许多处谈到了军事，而且谈得很深刻，所以他才那样说。我们这里只谈兵家们如何吸收老子思想的。事实是他们的军事哲学就是以道为先的，《孙子兵法·计篇》中说到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占第一，所谓道，是指战争中那些无形而深层次的法则，它并不直接参与军事活动，却对战争的胜败起决定作用，例如战争双方的正义与非正义，民心的向与背，军心的齐与散，政治的优与劣，以及战争中敌变我变、诱敌入彀、分割包围、聚而全歼等隐蔽地起作用的规律性。《淮南子·兵略训》说：“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还有一些言论，并无道字出现，但说得还是老子的道，例如：“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是道家因任自然上善若水之说。又说：“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后人发，先人至”，“善战者致而不致于人。”这就是道家以静制动之说了。

　　唐朝的大儒韩愈，创立儒家道统说，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纳入道统，声音“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潜台词是，接替以上诸人道统的，非他韩愈莫属。宋朝人很多都想挤进这个道统去，但想是一回事，进不进得去又是一回事，直到南宋朱熹，多数人才似乎首肯了他。

　　宋明理学从北宋到清末，绵延了八百余年，是宋明儒家的哲学思想。其实理学本名道学，北宋张载说：“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答范巽之书》)南宋朱熹称二程之学为道学;“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可谓盛矣。”(《程氏遗书后序》)其后元代宰相脱脱主编《宋史》，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二十余人都列入了《宋史·道学传》，道学之名一直流行。其所以又称为理学，是因为宋儒一反汉儒偏重章句训话的学风，以探究名理兼谈性命为主，称为义理之学，简称理学。理学的特点就是以义理解经说经，它以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同时吸收佛道二教的理论思维作为补充。理学实际创始人为北宋周敦颐，奠基者是二程(颢、颐)二兄弟，至南宋朱熹始集大成，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周敦颐提出了世界是由抽象无形的太极派生出来的，一切本于太极，而太极本于无极，包含了道家“有生于无”之意。没有老子的道学，他是想不出这个道理的。二程认为理为宇宙之本原，理就是形而上之道，气是形而下者。朱熹提出，理就是太极，太极生阴阳之气，也就是说气由理所生，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即形而上之道，气即形而下之气，气是化生万物的，如此等等。

　　以上我们探讨了道的形上性质对形下性质的统领和支配。我们看到道家所阐述的道，实为诸子百家以及中国哲学学派后来发展的纲领，所有的学派无不被道家学派的的道所牢笼，所涵盖，可以说，没有老子阐明的道，他们的学就无法展开和成形，这是不以各派哲学家、思想家个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在《太史公论六家要旨》中指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历史反复证明了道家学说具有超时空的适用性，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